相关热词搜索：论文摘要：民族儿童文学创作2008年中总体上并无大的变化，但新的优势明显，主要表现为：1．深入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层面，使题材优势发挥到极致，使儿童文学民族性得到更充分呈现；2．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愈加广阔，从新的时代高度来关注城里的民族儿童；3．表现手段有突破性进展，更加注重和顺应了儿童的心理特征；4．亲情主题上更多地显示出对民族传统美德的承扬、对民族纯朴家风的颂扬；5．及时关注社会问题。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儿童；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文学创作
2008年，是个发生了许多大事件的年头，但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改变，它依然处于一种重要而不显要的状况中。不过，作为民族文学中一个敏锐、多样，又富于童情童趣的部分，它也有自己的新的优势，那就是顺应儿童的审美心理，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的层面进入当下更宽广的民族儿童天地；或采取民族儿童渴望了解的革命历史题材、大人们的童年题材，历史地艺术地展现时代的进步、表现民族的精神、呈现人生的内涵；或深人新一代民族儿童的思想情感，走进他们天真而又不再单纯的心灵世界。这一年，民族儿童小说依然是民族儿童文学中的主要方面。但好作品不多。可以翘起大拇指来说道的，也就是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狐狗》、《狼獾河》、《犴》，回族青年作家于怀岸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祖上的战利品》，以及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写的一系列关于当下儿童与父母、与老师、与同学之间的种种纠葛和绵绵情意的作品等有数的几篇。当然，所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都在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上提供了新的启示意义。
首先，民族作家们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本民族生活积淀，开掘埋藏其中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揭示包涵其间的民族的、地域的意蕴，使题材优势发挥到极致，使语言特色渲染出韵味，从而使儿童文学民族性呈现得多姿多彩、丰富丰厚…。
以黑龙江省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创作最具代表性。黑鹤的童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他在去年“六·一”前接受《中国民族报》记者采访时说：“草地就是我的幼儿园。我的人生早期生活知识基本来源于草地，那种略显粗糙的生活让我受益匪浅。我有机会经历草地的四季。”在广袤的草原上，他与牧羊犬们相伴相依，与诸多动物为邻为友，他甚至饲养过幼狼和狐狸。这种自幼形成的对野生动物以及自然万物的认知和情感，成为他日后的灵感源泉。如今，他已经在城市工作，却仍养着七只狗，每年仍然要回到草原上去。近年他还深入到鄂温克族生活的大森林，跟那里的驯鹿也相处得很好。因此，他在前两年出版了两部关于獒犬的小说《黑焰》、《鬼狗》后，今年就倾力于创作森林动物小说。短篇小说《狐狗》、《狼獾河》、《犴》，除了丰富的知性，还以细腻、深切的情性，隽永、深邃的理性取胜，浓郁、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民族色彩自然地洇化在字里行间。
如《狐狗》，写营地里一只名叫阿牙的狗，它是狐与狗杂交的后代。纤细的身材，棕红的皮毛，尖削的耳朵，狡黠的眼神，都显示出它有着狐的血统；但它对于人的友好相待的回应——对人的依恋、顺从，又表现出狗的性格。作家写它捕鼠、捉鸟时迅闪的敏捷、轻盈的弹跳，写它受到“我”的抚摸时的微微地颤抖和跟“我”走进林地后的静静地搜索，都非常细致而细腻，字字句句都渗透了作家对它的理解、同情和爱。这是一个陌生人对一条在营地上受到冷落、厌弃的狐狗的真正的理解，是一个长年与狗相伴并在草原、森林中行走的人对它的命运遭际的真诚的同情，是一个热爱动物、喜爱孩子的蒙古族现代青年对一只善解人意又在林子里自由生存的聪明狐狗的真挚的关爱。又如《狼獾河》，从营地上少了一头驯鹿写起，先写在林中发现驯鹿的尸骸，感觉到捕食者的力量。接着写留在两棵樟子松间雪地上的清晰的足印、爪印。接着插写了游隼、狍子、花鼠的到来和离去。然后，才集中笔墨于狼与另一头体形略小却矮硕粗壮的棕黑色动物在驯鹿尸骸前的对峙与纠缠。狼3次攻击3次失败，凸现对手的机智从容和独特本领。这个对手是狼獾。作家着力描述它对狼的不屑一顾和回回取胜，描绘它对鹿肉的大力撕扯和块块吞咽，描写它对森林的无所畏惧和静静隐退。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都是别无替代的独一无二。因为这样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只有黑鹤这样的从小在草原长大，长大后义不问断地到草原、森林里去生活，而且还对动物有爱心的民族作家，才能够写出来，才能够写得这样真切和深切。作家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作品中总是会充分地显示和表露，作品的民族性也正是由此而来。《犴》这篇作品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作家目光中的小犴如同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他对小犴跟随老猎人格利什克来到营地，走进帐篷以后弄翻锅、桶，扯动桩、绳的种种扰乱，对小犴与驯鹿的相处、与公鹿的决斗，以及它随老猎人下山后怎样战胜村里的群狗，怎样破了想用它赚钱的人的阴谋的种种倔犟，都充满了深情和爱意，很自然地写出老猎人心中的善和小犴对老猎人的信赖、信任。老猎人一生狩猎，又一生与动物相守，耐人寻味，引人思索。
当然，民族生活非常广阔，民族题材的独异、独特并不仅仅拘限于动物小说的创作。如云南省藏族青年女作家永基卓玛的童年小说《九眼天珠》，篇幅虽然不长，却写到了藏族人的往昔和现在，写到了藏民族的习俗和秉性，写到了藏族儿童的生活和情感，包蕴了藏民族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深层地反映出一代藏族儿童的成长，反映出民族心理素质在历史进程中在一代代人身上的显现和变化。九眼天珠，是一颗有9个白圈花纹、大拇指那么粗的黑石头，是奶奶珍藏着又赠予孙女达娃的“护身符”。奶奶告诫孩子：“不管做什么，天上总有九只眼睛在看着我们，所以不能做亏心事”。显然，这是藏族人信仰、观念的象征。作品中，巧妙地穿插了达娃放羊时遭几个大男孩欺负，第二天带了半岁藏獒咚那夺回牧场，以及奶奶为达娃讲述藏族传说、歌谣中的善恶故事，讲爷爷年轻时的英雄行为等情节，一遍遍表达奶奶的教导，一次次地使藏族人的精神品质具象化。
此外，如贵州省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散文《猴鼓舞》，写奥运春风吹到毛南山区时，年近古稀的七爷来到卡蒲乡民族小学，把古老的民族民间舞蹈——猴鼓舞教给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他希望新一代毛南儿童能把包含其中的讴歌民族历史、渲染大山灵性、激发生命活力的民族文化内涵发扬光大，并使它融入到奥运这个大文化中，展示给全世界看。
作家通俗而生动地写了这一已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国家名录的民间舞蹈的表演情景和表现意趣，也写了5岁就开始学跳猴鼓舞的七爷的故事，使民族文化、儿童情性、奥运精神交汇、交融。
其次，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愈来愈广阔。面对愈来愈多的民族儿童离开家乡走进城市求学、生活的现实，他们不再用过去那种单一的、狭窄的眼光去观照民族儿童的生活了。不少民族作家从新的时代高度来关注、关怀已经在城市里的民族儿童的思想、情感，并在这方面的创作中作出探索和努力。
如内蒙古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她写过不少关于草原、沙漠上蒙古族学生生活的作品，近年定居北京。她发表的儿童短篇小说《把蓝梦儿拉下水的泡泡》、《乌鸦变成和平鸽》，都是写城市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前者写学习有点差的女孩泡泡，周末清晨就被妈妈叫醒了去上作文补习班，让泡泡没有料到的是，学习好、被妈妈看作她的楷模的同班女孩蓝梦儿居然也在这里。她给蓝梦儿写条子，约蓝梦儿一起到小吃街吃蒙古烤皮子，她想把蓝梦儿“拉下水”……写得像一出闹剧，结局却妙不可言：两个女孩的妈妈都受教育，泡泡也从中得到意外的启示。作家并没有专门地写两个女孩的民族，但是，泡泡要请吃蒙古烤皮子的细节恰恰是一种暗示。泡泡倔犟、敢反抗的行为和性格也是另一种暗示。不过，作家并没有想从族别来描写这些活泼女孩的一言一行，而只是想比较深入、切实地提示：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好孩子。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大人和小孩，都躲不开这个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韩静慧的创作决不只是表面的热闹，而是深层地表现了她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孩子的爱，表现了积聚在她心头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后者，写小学六年级两个女生点点和林叶叶闹矛盾。喜欢画画的点点给林叶叶画了两张画，一张把林叶叶画成丑陋的小巫婆，巫婆在草地上放飞乌鸦；另一张把林叶叶画成裹着黑衣服的魔鬼在黑森林里穿行。她让坐在林叶叶旁边的男生夏雨把画传给林叶叶。而林叶叶收到的画，却漂亮而阳光，乌鸦变成了白鸽，森林五彩缤纷。两个女生的手拉起来，仍是好朋友。当然，其中的变，又都是缘于传递者的善良。作家根本没有写到这些孩子的民族差别，只是写了他们的长处短处、性情感情，却也正展示了一位当代民族儿童文学作家的情怀和情意。不过，细细读来，也会发现女作家对乌鸦、巫婆、魔鬼的憎恶。要知道，在草原、森林里，乌鸦的集聚和聒噪意味着什么，在蒙古族史诗和民间童话中，巫婆的出现、魔鬼的逞凶又表现了什么。一位民族作家的民族心理素质必然地体现在他的情绪、情思中。有意思的是，发表韩静慧小说的那个刊物的编辑恰是一位蒙古族青年女作家，她叫娜仁琪琪格，也写过关于儿童的诗。
云南省彝族老作家普飞，数十年间始终关心当代民族儿童的生活和命运。他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山妞早到》，写生在贵州省一个名叫沾不着的布依族山寨的13岁女孩文芬，她初中毕业后来到云南省一个小县城的郊区，随父母在这里拾荒度日。由于她懂事早、做事老成，人不到大人年纪，想的做的已到了那个年纪，大家就都叫她“早到”。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在自己居住的这个村里有位彝族老人至今不识一字还犟着不学，老人因此被称为“老顽固”时，她就主动上门去教他，还买了老花镜送他。
3个月后，“老顽固”认了许多字，还会写字了，可是山妞身上的癌症也早到了，她的脖颈上长了一个坚硬的顽固的肿瘤，因无法治好而逝世。彝族老人写了一个牌子插在她的墓前。作品中山妞这个朴实而向往美好的布依族女孩形象令人难忘，作品中一些民族仍无法摆脱穷困的遭遇也促人深思。但作品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处边远的民族山寨中人民生活、观念的变化，折射出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以及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创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广西的侗族青年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我们的世界》，则写了城镇儿童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杨仕芳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他在作品中运用儿童视角，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开情节，开头写着：“段子其是我们的老师，但不是我们林荫镇的人，可能是从县城来的，也可能是从遥远的柳州来的。”显然，作家是在写他所熟悉的侗族儿童。他们跟随外出工作的父母，在镇上居住、上学。在“我”的天真的目光里：画画很好的女老师走了，爱抚着“我”的妈妈走了；同桌女生玲珑书包里有很多国外买来的玩具，因为她爸爸是所长；“我”的爸妈吵架时砸了电视机，“我”就连动画片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和玲珑只关心门前的那棵桃树，看雨停后桃树的哭泣。当“我”的爸爸砍了桃树，“我”和玲珑却把桃核种在小土坡上，盼着长出桃树来。民族儿童率真、简单的心灵世界恰好对应着大人们浮躁、纷繁的现实世界。作家显然是为走进城镇的民族儿童当下的生存环境感到忧虑，却也为他们拥有纯朴和希望而欣慰。
第三，民族作家在表现历史题材时，彻底摒弃那种“苦难——斗争——胜利”的模式化、一般化的写法，而是把握儿童好奇、好探究的心理特征，运用睿智的、艺术的表现手段，逼真而又精炼地呈现和揭示一段重要的历史、一些重大的事件。2008年，这方面的作品具有突破性。
如黑龙江省的赫哲族作家孙玉民的短篇小说《神秘的依尔嘎》，这是一个描述抗日少年英雄的传奇故事，是一曲赫哲少女英雄精神的美妙颂歌。依尔嘎，是严寒的黑龙江畔得勒乞山上盛开的鲜红花朵，也是作品中这个12岁赫哲少女的名字。作品写了她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与小八路雁来的相遇，与同是渔霸家奴仆阿娜的一起出逃，以及以后成为一个来无踪去无影、两把20响大镜面匣子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而使鬼子司令官坐卧不宁的赫哲英雄“游魂”，又打入鬼子实施毒计的“红色女子抗日军”的故事。作家总在写到紧要关头时戛然而止，使情节在跳跃式发展中愈显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中更为读者开拓十分阔大的想象空间，从而大大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与这篇小说异曲同工的是湖南省回族青年作家于怀岸的《祖上的战利品》。小说写了山里的老猎人麻子帕旺，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小孩也特别亲近他的善心人。这一年秋天，他在人迹罕至的青云岭遇到了老虎，还救下一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救的这个人是日本鬼子的特工。他因为看见帕旺用一把日本军刀劈柴而终于凶相毕露，原来他认出这把刀是“天皇陛下御赐军刀”，而这正是帕旺祖上打倭寇的战利品。鬼子特工把军刺喂进帕旺肚子里，帕旺才明白过来，用抓破过虎喉的五指抓住了对方的喉咙。
作品写得酣畅淋漓，爱憎分明而激情满怀。作家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没有经历过全体中国人的八年抗战，可贵的是，他却能细心地捕捉到当年中国各民族人心中的抗日情绪和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他没有正面地描述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而是采用绕弯的表现方式，从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民族生活侧面展示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这两篇小说，都写抗日，都有一点惊险sl,说的意蕴和意味。但，民族、地域背景、小说主人公的状况、抗击敌人的场面等等，又都迥然相异，各有千秋，从而使民族抗日少年形象更显活脱，使历史题材的民族儿童小说中跃动着童心，熠耀着人性之光，而又显现着不同民族作家各自的艺术个性。
内蒙古的蒙古族女作家容易的短篇小说《葵花儿》，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生长在一个蒙古族军队干部家庭里的女孩玫子和她的哥哥、弟弟、妹妹们的生活遭遇，背景就是“文革”的那几年。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既表现出生活中沉重的一面，又能发掘出少年儿童身上的质朴品质和善良心灵。玫子的母亲去世了，8岁时有了继母。玫子喊“妈”爱“妈”，还爱“妈”生的妹妹，只是不久以后父亲就去了“教导队”，半年后玫子见到父亲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僵硬，手上满是伤痕，11岁的玫子失去了父亲，全家到遥远的西部投靠叔父。在继母去上访、哥哥在兵团的情况下，玫子撑起了这个家，只是她的数学总是学不好。小说的开头、结尾都写到了父亲给玫子照的那张她和高大向日葵的合影，盛开着的葵花儿，是一种象征，因为“金灿灿的葵花儿扬着头向着她微笑，玫子就知道自己的身后定是太阳，她是借了太阳的光才能看见那微笑”。从作家对玫子小小年纪却处处想着、照顾着全家每一个人的细节描写中，不仅表现了玫子的纯朴和纯真，更蕴含了对“左”的统治的无声反抗，显示了作家思想的深沉和在艺术上的创新。此外，运用纪实散文的艺术方式，又使一个个普通的儿童、少年的美好品德和英雄行为在真实的、宏大的时代背景上凸现出来。如鄂伦春族敖荣凤的抗日散文《盖山一家人》，写鄂伦春猎人帮助、支持抗日联军三支队的斗争，其中最为动人的是鄂伦春族小战士莫桂林暴雨中教大家扎木排渡过毕拉河、雨停后劈占杆湿木用桦树皮点燃篝火取暖以及盖山首领女儿、鄂伦春小姑娘占柱梅只身飞骑送情报的故事。莫桂林、占柱梅虽小小年纪、小小人物，却因作家的大手笔、大气势而使他们的形象光彩照人。更因其采取实地真名、电影蒙太奇式的手法，使传奇色彩洇入民族色彩，令人更觉真实而传神。
民族作家们对震惊全国的抗震救灾、震撼世界的北京奥运，自然是极其关注的，而有的作家还更关怀震区儿童。北京的蒙古族作家兴安的散文《让我震撼的几个瞬问》中的4则速写，其中有3则都是写儿童。作家深情的笔触、凝聚的笔墨，点写出童心的真、童性的善、童情的美，言简意赅。而满族伯仁的散文《心碑》，既写玛丽妇婴医院赴羌族聚居的灾区救助的实况，更写了医护人员带11岁的羌族女孩王婷及8岁的郭琪、12岁的巩婷婷到北京接受心理疏导的美好时光。作家没有一般地记叙过程，而写3个女孩在北戴河海边的场景，展示她们画的画、写的日记和信，也就展现了她们的心情、心思。这也是以小即大、以一当十的艺术方式。显然，小小散文也气象万千。写儿童的散文读者并不一定是儿童，但是，儿童总是最关心同龄人的事，总是最与同龄人心心相通。
其他如云南省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北京的蒙古族女诗人娜仁琪琪格，也从不同的角度，或记下震区孩子的《最后一课》，或写出自己得知许多孩子遇难后《我相信是这样》的一种痛与爱。最痛和最爱使诗句从诗人的胸中喷涌而出，也就有了至真至美的艺术表现。还如满族作家匡文留的诗《孩子与鸟巢》，写了孩子对奥运的一种期待和关切，只是诗句有点成人化。
第四，在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亲情主题依然分外明朗。这本来是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的传统主题，在时代的进步中它也具有新的思想意蕴和艺术表现。在儿童文学较长时期地揭示“代沟…‘家庭压力”的背景下，这些作品更多地显示出对民族传统美德的承扬、民族纯朴家风的颂扬。如瑶族陈茂智的短篇小说《田野花开时》，在改革开放、民族地区的光景愈来愈好的现实中，把小姐弟之间的深情写得温馨之极。姐姐挑猪草弟弟放了学去接，挑够猪草后姐姐背了竹筐拎着竹篮就不让瘦小的弟弟受累，姐姐还挖最甜的野甘蔗、烤最香的鲜猪肉给弟弟吃，等等，都写得细腻而细致。生动的细节渲染出小姐姐的勤劳、小弟弟的纯真，也烘托出长者厚道、小辈感恩、村人和睦相处的和谐氛围。小说以小弟弟“我”的眼光来看，以“我”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作品较好体现了好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新的现代生活气息相融合以及民族性与儿童性的浑然一体。
又如湖北省土家族冯兴琼追忆童年的散文《倍林深处》，写当年的母亲凭着穿山越岭的功夫，一年四季，每一天上山时空空的背篓，回来就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山货，就这样年年月月，母亲从大山里弄回一家人养命的药材或者食物。作品中更是具体地描述“我”小时跟母亲去捡蘑菇、去挖“穿地龙”药材的过程，把母亲的辛勤、辛劳、辛苦写得淋漓尽致，那无可计量的亲情自然就蕴涵其中。另一篇《你用一脉清辉照亮我的家门》写乡村里无电义缺煤油的岁月，母亲用松油木块弄作“松油灯”，用炕过、锤过的上好衫树皮、浸洹过的葵花杆做成“火把”和“亮花梗”，照亮了全家人的夜晚，照亮了我识字、朗读的童年，又写出了母亲过人的智慧和博大的情怀。像这样的童年散文还有撒拉族马秀芬的《挑水》、锡伯族何丽珍的《深深的父爱》等。
除以上所说，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关注当前某种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值得重视。如维吾尔族艾贝保热合曼的《出远门的少年》、朝鲜族梁永哲的《小男孩与青龙大刀》，前者写少年穆合塔尔进县城与父亲走散后被拐骗后一路上的遭遇，面临即将被运送到内地的阴谋，他打定主意要逃跑；后者写一个父亲下岗、母亲傍大款的小男孩，为寻找父亲并为父“报仇”而离家出走的男孩，写他出走后的流浪以及与“我”的相遇。这两个作品全是小说，内容却很现实，显示出民族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用极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写得真诚投入，让我们读出了其他作品中没有的一种隐匿的忧伤和愤懑，读出了另一种视角下民族少年可悲的生活图景。这是民族作家对儿童成长主题的一种开掘，他们切人的是儿童文学创作总也离不开的家庭、学校、社会的领域。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广东省回族儿童文学作家王俊康主编的、由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校园诗歌朗诵集》(上、下集，并附朗诵、音乐光盘)。广西壮族作家刚夫的《海底科普寓言》(一套五册)获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四届金骆驼奖一等奖。无论是内容的独特、表现的新颖，在中国各民族儿童文学中都属“第一”。
令人分外欣喜的是，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儿童文学的多了起来，而且大都起点较高。不过，欠缺的事也总是有的，比如，民族诗人不算少，但真正为少年儿童写诗的诗人有多少?童话是儿童们最喜爱的一种作品，而民族作家创作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童话也极少。有意思的是，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源头看，诗和童话恰恰是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最早、最兴旺的作品。事实上，民族作家中真正称得上是民族儿童文学作家的，只是有数的几位。其实，民族地区儿童的生存状态、生活状况，也有许多值得民族作家关注、关怀的，比如彝族余继聪的散文《幸福其实很简单》中写到的滇中高寒山区板凳山小学的彝族小学生们，他们贫穷却进取、幼小也勤劳的件件事情，都撼人心弦。我想，民族作家们能到那里去走走，定能写出更具震撼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这只是眼前想到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说是“少数”实非少数——55个少数民族的儿童生活是怎样的多姿多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