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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小势力受到了重视。这种现象反映到诺贝尔文学奖中，便是弱小国家、民族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是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期，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通过近几年流散文学的发表，可以说流散文学在新世纪的世界文学领域已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流散文学的一个重大特征就在于它实际上不是“移民文学”这样简单化的称呼所能概括的，它体现了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从而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南非作家J. M.库切(CJ. M. Coetzee, 1940一)，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其颁奖辞中指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的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库切代表作有《在祖国的心灵中》(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 ((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 ,((迈可尔·K的生命与时代))) ( Li 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耻))(Disgrace)等。本文尝试通过对库切这位在21世纪大门口获奖的流散作家作品《耻》的分析，寻找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以民族和文化身份为切人点来认识流散者在其文学创作中是怎样作着跨越民族、族裔界限旅行式的思考的。
作为殖民者流亡的库切对殖民地文化一直保持着清醒而尖锐的认知。面对他的祖国南非，库切始终在直面现实。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描述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悲惨后果及种族制度下个人存在的不自由。他是“南非种族隔离矛盾现实最好的阐释者之一”。库切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他是坚持为人类作证的作家，忠实于人类苦难记忆的作家，也是最富有时代感的作家”。
库切的所有作品中，长篇小说《耻》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部书中，库切用平淡、冷峻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南非的故事，揭示了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各色人种之间的种种问题，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和相当的无奈。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卢里。小说一开始就道出了他在老的政治背景和所谓新的政治变革中的生活处境和人生状态。他每周和一位妓女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被校方发现后，不愿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前往女儿露西的农场寻求平静生活。然而，在农场里露西遭三个黑人打劫和强奸。尽管卢里不愿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她宁愿委曲求全，隐居在乡下的农场上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一小片园地，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努力拓展一小片生存的空间，想按照自己价值观中那种理想的活法，为白人过去对黑人的非人道统治赎罪。
故事情节上虽然没有过于离奇的地方，却处处充满了耻辱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将南非种族之间的隔膜表现得淋漓尽致。单从书名“耻”来说，“耻”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大学教授每周定时召妓以解决生理需求之耻，有大学教授诱奸女学生进而丢掉教职之耻，有教授女儿“自甘堕落”之耻。透过字里行间，显然还有一种耻，那就是作者一直不愿直接提及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表达的南非的国家之耻一种族隔离制度。书中之“耻”，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个人之“耻”，同时更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之“耻”。
这一点在“耻”这个贯穿全文的线索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整部小说从“耻”字出发，串连起事件和人物，层次丰富。个人命运和国家历史紧紧相扣，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交相辉映。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记忆仍然深植在人们心中，尽管这种制度作为制度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历史记忆在现实中被一再地血淋淋地展现出来。在小说的全部叙述中，露西的被强暴成为一个触目的“中心”:露西拒绝向警察告发此事:“我为什么没有向警察告发这件事?我告诉你，只是你从此不许再提它。原因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南非。”如果没有种族隔离的历史和由于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同种族、肤色间的现实仇恨，那么积淀下来的对抗性的文化中就没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桩强奸案便会面对同一种文化认同下的道德评判。但是，种族隔离的历史一记忆使得社会道德框架内部产生了对黑人和对白人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
《耻》又具有超越南非社会现实的普遍意义，是一个后殖民世界中人类种族关系的寓言。殖民统治结束后，其危害仍在继续。小说中没有直接描述昔日的殖民统治，但从黑人对白人后代的仇恨中便可知道，当年黑人曾遭受白人殖民者何等残酷的蹂厢。三个黑人的行为既非为满足生理欲望，也非出于露西个人的原因，而仅仅因为露西是白人，为了发泄仇恨，是对白人殖民者的一种报复行为。三人当中有一个是小孩，如此自幼在心里埋下对白人仇恨的种子的孩子长大了会如何对待白人，是可想而知的!露西的命运则表明，白人殖民统治在南非的受害者不仅仅是黑人，还有他们 自己的后代。在历史上，白人是以自身所享有的优越感，以教化、拯救、征服而月_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在黑人土地上的，尽管这种越界行为被涂上了冠冕堂皇的色彩，但丝毫不能掩盖其侵略的本质。露西的被强暴便是这种越界所必付的代价:她成了这一历史罪责的受害者，白人殖民者的替罪羊。露西选择“耻辱”地继续生活在乡村，表现的是库切对后殖民时代种族关系的一种认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赔偿形式，这笔债务是她作为一名白人不得不偿还的，因为她与数十年压迫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有着一种被动的同谋关系，她要直面过去的罪恶，寻找新的生活模式和希望。库切提醒人们注意: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已经取消了，但是殖民地的文化中种族对抗的阴毅并没有完全消除。作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要建造自己的权威，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去呈现死亡和受苦。”他以自己的文本完成了对历史意识的重建，“召唤听众遗忘了的东西”。尽管历史的积怨和露西无关，历史的轮回依然没有逃出这一戏剧性的反讽定律。历史的罪责必须有人来承担，即使她是无辜的。这就是她比卢里更能坦然面对这一暴力事件的原因。
殖民主义的代价首先在最为个人的层次上表现出来，露西决心承受任何耻辱，“却因为所有外在尊严的被剥夺而获得了新的力量”。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欧洲)文明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卢里的满腹经伦、满口外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遇到突发情况(家里遭抢劫、女儿遭强暴)时，什么用场都派不上;他动不动要求得到正义的呼声如对牛弹琴;在佩特鲁斯家的聚会上撞见了施暴嫌疑人，立刻想打电话叫警察这样典型的西方式反应，显得那么滑稽可笑，又苍白无力;作为西方文化教养之人，居然没想到参加正式聚会应当戴条领带，如此等等。甚至连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载体、赋人以某种权势和力量的英语，在南非这块大地上也失去了明晰性。语言也是一种文化最外在的品格，当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产生怀疑时，便会对语言本身的魅力失去自信。卢里有一段内心独白就是他这种心境的写照:“他越来越坚信，英语极不适合用作传媒来表达南非的事。那一句句拉得长长的英语代码已经变得十分的凝重，从而失去了明晰性，说者说不清楚，听者听不明白。英语像是头陷在泥潭里的垂死的恐龙，渐渐变得僵硬起来。要是把佩特鲁斯的故事硬压进英语的模子，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关节僵硬，没有生气。”真正有力量的，真正能恰当真实地传达人在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当地的土语。这样，强行进人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从根华到形式都被消解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库切等流散作家只是借用了英语这种语言作为文学书写的载体，但英语所蕴涵的传统却为其摒弃。因此，他木仅是身体上的流散者，也是信仰上的流散者。
文化批判不同于政治批判，也不同于道德批判，它是对于文化的梳理、考察、审视和反思。库切以真实的批判精神和思想的深刻性，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后殖民世界中意识形态对人的奴役以及颓败停滞的精神状态，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引发的政治经济困难，而更多地是表现为意识形态等文化形态奴役下人们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
库切的《耻;.首先就表现出了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之中，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结构的形成并不是随机与偶然的，而是在社会统治层的诱导下生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生活中去。这一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批判理论颇有相似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认为，“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分裂与异化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美化现实生活而替现状辩护，这种辩护的功能不仅仅通过思想宣传来实现，而且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内化到人们的心理机制件”。”马尔库塞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合理性即是指意识形态把否定思维变成肯定思维，理性没有了原先所具备的批判和否定意识，丧失了指导人们实现自由的价值判断。在技术合理性的名义下，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维度被成功地操纵和压制了，人成为麻木不仁的“单向度的人”。其实，马尔库塞批判现实社会就是要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不是指暴力斗争，而是要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否定和批判，不做单向度的人。
库切正是运用了形式语言的力量去摧毁异化现实的社会语境。“艺术正是凭借形式超越了既有的现实，在现存现实中反对现存现实。”库切以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社会进行了病理诊断，提供了批判的灵感和武器，用否定的艺术的形式来拯救衰败，这是其对当代社会最可贵的现实意义。透过他的文化批判，可以看到他们在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中的自省，对一于南非实际存在状态的一种异在性、对抗性和超越性，可以看到体现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当代人文精神的理想特质。
库切的《耻》通过个人命运和国家历史的相互对照中实现的一种凝重的社会历史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政治权力的变迁对于根除人类的苦难显得无能为力。“流散，从一个具有专门意指的、鲜为人知的语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对当代后殖民文化与认同经验的总体解释，与全球化相提并论。流散，其实不必是物质性身体的移位。流散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又或许，流散是一种与母体撕裂的伤痛;但在富有创造性的后殖民理论家那里，流散又是一种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库切等流散作家在生活经验层面上寻找自我归宿、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中进行文化思索，在异国主流文化中确立文化归属这几个层面上完成文化认同，从而体现有着“文化本位”的特质。
当一种文化秩序窒息了人类的创造性时，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的建构来颠覆旧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即是文化重构的前提。文化批判不仅是否定性、消解性的，而且也是建设性、构成性的。库切批判的目标并不是批判本身，而是为了激发行动的力量，从而使得人们摆脱病态的存在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生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取代现存的异化的存在模式，也就是文化重构，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也就在此。
通过库切对意识形态压制人、约束人、奴役人现象的批判，可以看出后殖民地的文化应适应历史进程而重构出一种新型文化的最佳模式。一种成熟文化模式的创建，必须有价值系统的奠定来支撑。在南非，尽管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取消，但是小说中的人们始终还是处于种族隔离意识的阴影之下，吞食着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悲惨后果。南非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应该正视过去，更好地了解过去。在那片有着殖民历史的土地上，无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都是历史的替罪羊，没有人是自由的。库切希望人们通过关注生存状态而唤醒历史意识，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历史文化根源与历史的构成方式，从而构建新的价值观念。
我们今天在阅读那些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难读到其中隐匿着的矛盾的心理表述: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
流散者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家族、土地、传统关系等)，散居在世界各地，经历了一种“失根”和“漂泊”的状态，成为无数个体痛切感应到的普遍处境。流散者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作着跨越民族、族裔界限旅行式的思考，呈现出情感的多样化，如渴望、错位、身份的模糊或丧失、寻求身份认同、灵魂归宿等等。从流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流散者反对固化身份，提倡混合身份。他们采取客观的态度观察生活在文化移位状态中的人群，既有同情，又有反讽，抵制了文化上的同化，同时又以跨民族的眼光和文化翻译的艺术进行新的文化实验，成为了当代世界文学的一大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