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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论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范式逻辑]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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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特点的分析探讨了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综合创新这一范式逻辑运动的形式,提出“综合”是沟通旧理论和新理论的桥梁之一,新理论完全可以从旧理论的“综合”中创造出来,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范式的运动和发展也必然会表现为综合创新这一运动形式。“综合”创新还是经济学家构建自己新理论体系的一种重要方法。

       关键词 萨缪尔森 综合创新 经济学范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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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范式意指经济学这一学科被普遍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范式不断革命与完善的发展史。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具体就表现为经济学范式与范式的转换。经济学范式的转换,除以学派竞争为表现形式的批判与继承的扬弃外,还表现为经济学的综合,即对经济学科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使各学派的观点融入一个统一的经济学框架体系之内,这也构成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历史上任何理论学说要发展和创新都要吸收和借鉴前人的思想成果,都要有其理论的渊源。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不例外,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综合”正是沟通旧理论和新理论的桥梁之一。因此,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范式的运动和发展也必然会表现为这一运动形式。本文以萨缪尔森为例,对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综合创新的研究范式进行论述,并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去世。

      

       一、 萨缪尔森与他的《经济学》

      

      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4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部的创始人。2009年12月13日萨缪尔森在马塞诸塞州的家中辞世,享年94岁。由于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数十载,萨缪尔森桃李满天下。对于他的辞世,他的学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评价说,萨缪尔森是“一个道路开拓者、多产的经济学理论家、所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之一”。对这位“经济学泰斗”的辞世他深表哀悼。萨缪尔森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对他评价说,在普通经济学家仍沉浸在计算或分析简单经济学问题时,优秀的经济学家则提供人们分析事物的工具和思考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超越萨缪尔森(索洛,2009)。萨缪尔森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家族中还出过多名著名经济学家。其侄子劳伦斯•萨默斯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部长,现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其兄弟罗伯特、妹妹安妮塔也都是知名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和现代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性人物。1965年萨缪尔森当选美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的经济理论对美国的经济政策一直产生有重要影响。例如他在1964年推动了著名的减少个人所得税法案,该法案被广泛认为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萨缪尔森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首推1948年发表的巨著《经济学》(时年萨缪尔森33岁),该书出版后即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继1848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之后的第三本流行的经济学经典教科书,并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修订19版,全球销量上千万册,60余年来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研究、规划的理论根据,到现在也是多国高等学校专业必读教材,是世界各国经济学人探求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通行要道”。此后西方世界大量由不同作者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或仿效或深受此书影响,萨缪尔森(2000)在该书出版50周年撰写的序言中不无幽默的回忆说:“有一次,当X作者指责并控告Y作者有剽窃和侵犯版权行为时,被争吵激怒的法官把诉讼状扔出庭外并且骂道‘管他谁是谁非,他们看起来都是克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思想史到经济制度等方面都有新的创见。此书的出版使萨谬尔森名声大振。

      作为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萨缪尔森力图随着现实经济的发展而反映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与思潮的变化,其理论体系与观点也不断在发生着变化。萨缪尔森(1992)在其《经济学》(第12版)中坦承:“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演变式的科学。它改变自己,以便反映社会上和经济上的风向的改变。本书的新版本的每一章也都反映了经济学的演变性质。”萨缪尔森(2006)在其《经济学》(第17版)中继续强调:“自1948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经济学的确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原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在日新月异的学界保持《经济学》始终处于前沿的需求,给了作者一种备受鞭策的动力:介绍现代经济学家们的最新见解,并阐明这些见解如何作用于日益繁荣昌盛的世界。”萨缪尔森(1996)坦诚“我已成为晚期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代言人”。

      

       二、 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的范式体系

      

      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考察,在西方经济学近一个半世纪内有三次影响重大的研究范式的“综合”创新,其代表性人物与名著有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约翰•穆勒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又综合其他学派的成果提出了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综合的经济学体系,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二次综合是阿尔弗里德•马歇尔1890年首版的《经济学原理》,此书到1920年已出版了8版。在该书中马歇尔坚持将微积分和心理学相结合的“边际革命”的理论立场,试图把当时西方经济学的各种不同理论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等融和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他为先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早期被奉为是当时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最后一次综合就是萨缪尔森1948年首版问世的《经济学》了,迄至2005年此书已出版了18版。在经济思想史上的这第三次综合中,萨缪尔森试图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新古典学派、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综合进凯恩斯的经济学体系之中,创建其“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第18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2008)宣告:“这本书的每一次再版都是一次新生。而每经历一次新生,作者都能借此令人兴奋的契机,来展示现代经济学家最前沿的思想,并阐释经济学如何促进世界更加繁荣。”

      萨缪尔森在1955年第3版《经济学》中正式提出其“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这一概念,意指他的经济学是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综合成一体”。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的特点就是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这两个互斥的理论范式“综合”成为一套互补的体系,同时对数十年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观点和新发展成果兼收并蓄,使研究诸如消费、投资、收入等国民经济总量及其变化的宏观经济学和把单个厂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不再是孤立僵化的两套理论。例如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体系中宏观上强调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分析其他总量的决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强调总需求对国民收入决定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总供给对国民收入决定的作用,在微观上则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边际分析和强调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的作用来补充宏观经济理论,创建一个完整的新的经济学体系。萨缪尔森认为任何能站住脚的经济学说都不过是对前人认识在某一方面的发展,因而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或因素。  传统观点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它与“需求决定供给”的凯恩斯定理是矛盾和冲突的。但在萨缪尔森看来凯恩斯的经济学与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之间表面的分歧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大,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成分。萨缪尔森认为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工资和价格具有无限伸缩性的假设之上,依照这一假设就不会存在过剩的产品,从而原始形式的萨伊定律就是正确的。凯恩斯主义者批评指出由于工会在协议工资时的坚强力量以及其他原因,工资和价格的下降受到了阻碍,因此工资和价格不能具有无限伸缩性,在这种情况下萨伊定律就必须以凯恩斯添增的条件为前提。萨缪尔森认为这两种理论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这就给他对这两派的“综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萨缪尔森(1988)认为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可以调和,它们之间仅仅存在程度和现实性的差异,而并非原则性的分歧。因此他说自己“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萨缪尔森(2008)在其第18版《经济学》中强调说:“我们重视作为现代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学说,因为它能最好地解释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但在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时,我们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新古典模型。”萨缪尔森(1996)坚持自己对经济学各派“折中”综合的使命:“意见明确的经济学家经常为两类:只是右翼和左翼力量的那些人。因此统治者必须招请像我这样的折衷主义的经济学家,以便在坚持党派观念的对手之间给以裁定。”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能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中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微观经济理论就仍是适用的。客观地评价说萨缪尔森的上述看法有其合理性,因为凯恩斯虽然对新古典经济学作了批评,但并不全然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例如《通论》的最后一章中肯定传统理论中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认为假定产量一定时新古典理论所作的分析,诸如私人为自我利益将决定生产什么产品、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配合比例进行生产、最终产品的价值如何分配给这些生产要素等仍然是无可非议的。凯恩斯在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美国的国际收支》一文中也念念不忘提醒经济学家们注意,传统经济学的“教导里包含着一些意义重大的永恒真理,这是今天很容易忽视的”(凯恩斯,1946)。萨缪尔森在1961年出版的《经济学》(第5版)中提出他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理论就是对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1964年出版的《经济学》(第6版)中又进一步解释“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理论的要素与早先的相对价格和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相结合。他认为用微观经济理论补充宏观经济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各种经济问题。他试图把当代经济学的争论化解于一个统一的体系内,形成一个新的体系。

      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断在演变和发展,它经历了由“原始的综合”到“成熟的综合”。例如,“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提法在遭到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的攻击后,萨缪尔森在1970年出版的《经济学》(第8版)中将之更名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随着70年代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攻击,1982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作了一次重大修改,在原来的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基础上把后来形成的主要宏观经济学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进一步综合,试图建立一个能为各派都接受的折中体系,并再度更名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不论萨缪尔森对其学派的名称如何变更,其“综合”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性质并未发生什么变化。西方经济学者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在其合著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一书中对萨缪尔森有如下的评价:“在经济信仰变化莫测的大动荡中,萨缪尔森多年来坚定地立于科学公正的基石之上。在受到激进的右翼和左翼经济学家挑战时,萨缪尔森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即对于那些引起争论的事实,完全可以不带着赞美或憎恶这类感情色彩来给以阐述。”(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1992)萨缪尔森的经济理论对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认为萨缪尔森的“综合是今日各国能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功地控制衰退或通货膨胀……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萨缪尔森的书是他的真正的最大贡献。它在提供世界一种共同经济语言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

      萨缪尔森的“综合”仍存在内在的矛盾和缺陷。比如,凯恩斯主义者之所以坚持“凯恩斯定律”是因为坚持工资和价格的刚性,而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工会契约的存在,因此凯恩斯主义者坚持市场失灵,坚持价格刚性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古典经济学者之所以主张“萨伊定律”是因为假设工资和价格是具有伸缩性,因而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问题,从而反对政府的过多对经济的干预。萨缪尔森试图将两者综合在其短期供给原理和长期供给原理之中。但按照萨缪尔森这种综合,价格刚性的假设只有在短期内才可得到证明,而在长期情况下则转变为价格伸缩性,这实质上等于认为在长期条件下必须放弃凯恩斯价格刚性的假设。其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萨缪尔森的综合体系一方面以市场失灵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长期条件下市场可以出清,社会总供给曲线的移动是潜在的国民收入的变动。这种说法又与新古典主义自然失业率自身变动原理基本相同,否认了凯恩斯《通论》中非自愿失业原理,从而把《通论》变成了特例,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在长期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能使用工资契约等微观原理。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等于在向新古典经济学的靠拢过程中又逐步抛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逻辑(王祖杰,1994)。

      

       三、 萨缪尔森的“混合经济理论”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还力主经济理论的改革。他主张政府积极有为,并提出“混合经济”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显然,混合经济理论是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和新古典市场理论的综合,内涵是指当今资本主义是由市场经济(私人经济)和国家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在这一“混合经济”的制度里,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仍然由市场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有责任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把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结合起来,以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正。

      凯恩斯鉴于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提出在维护私人资本的基础上由国家调节公私之间合作的干预理论。萨缪尔森在主张恢复新古典学派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再结合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共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萨缪尔森(2008)指出市场机制和控制经济是两种主要的经济组织的模式,认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之一。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今天,美国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市场中进行的。但政府在监督市场运行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制定法律来监管经济生活,提供教育和治安等服务,并管制污染等。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都实行的是混合经济制度。”在萨缪尔森看来,混合经济的形式将是工业发达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优越性在于国家可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通过宏观需求管理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萨缪尔森(2008)提出在混合经济中国家干预应是在市场机制调节基础之上的干预,干预只能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而不能是对市场机制的取代。换言之,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来协调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它也是一部传达信息的机器,能将数十亿各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能解决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对此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都望尘莫及。”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经济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功效,就在于它通过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解决了任何社会都会遇到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他认为单个消费者和企业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生产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如何生产取决于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人们的货币选票影响物品的价格,价格是决定各种物品生产数量的指南,处于完全竞争下的企业家必须找出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否则就会因亏本而被淘汰出局。他认为在微观经济领域,只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作用,便能自行实现经济资源的帕累托效率的最佳配置。萨缪尔森(1996)根据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并走向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在其《经济学》(第14版)的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最后特别增加了《经济趋势的改变:市场的胜利》一章,提出“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正发现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工具的力量”,指出苏东“这些国家相信,只有通过市场来决定价格、产量和收入,人民才会有适当投资动机和努力工作。”萨缪尔森(1999)对市场机制充满自信,声称其《经济学》(第16版)的主旋律仍然是“市场再发现”,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度,市场机制同样也得以重新发现”。

      萨缪尔森(2008)一方面赞扬市场,另一方面又认为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和没有市场失灵的假定前提条件下的,当存在垄断、外部效应、公共品和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时,“看不见的手”的效率特性就会被破坏,市场机制并不总是能达到其完美理想的境界:“若这些情况中出现任何一种的话,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会崩溃,政府就会试图干预,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不足。”因为市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萨缪尔森(2006)在《经济学》(第17版)的《告别词》中特别告诫说:“在本书掩卷之际,让我们提议向市场欢呼两次,而不是三次。最后那一次,我们认为应当保留到未来的某一天,即,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上每一角落的人都能有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健康的生活和安全的环境。这些,才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的最有价值的目标!”

      在混合经济的制度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社会资源配置活动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有哪些?萨缪尔森(2008)提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矫正市场失灵,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稳定经济并促进经济增长”。从矫正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萨缪尔森提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借助多样化的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例如政府必须制定市场竞争的规则,通过立法手段来保护竞争,消除垄断;政府还必须消除外部效果,当有些企业的污烟废气威胁着人们的生活和财产权时,政府就应就应予以校正,同时还需提供公共品,弥补市场供给的不足;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处理有关分配的问题以解决市场分配的不公,比如通过实施累进所得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向特殊群体实行收入再分配,有时还需要通过提供食品券、医疗补助金和低费住房来津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保持社会公平程度的合理发展,使得我们的社会“儿童不应因其父母的经济状况而忍受饥饿;穷人不应当因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必要的医疗费用而死去;年轻人应该免费接受公共教育;老年人应有最低水平以上的收入安度余生”。政府还应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影响经济中的总开支水平、经济增长率和产出量水平、就业和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进而对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形成一定的刚性约束,消除不稳定的因素。

      作为一个综合主义者,萨缪尔森(2008)不仅对“市场失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还对“政府不灵”做有系统的阐述:“诚如存在垄断和污染等问题时会出现市场不灵一样,政府的干预导致浪费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类政府不灵也同样存在。”对“政府不灵”的系统阐述,构成了萨缪尔森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萨缪尔森不仅论证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必要性,也系统阐述了政府干预的缺憾与不足。对于“政府不灵”的表现,萨缪尔森分析其首先表现在政府决策可能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出现“寻租”行为的泛滥或立法机关成了财力雄厚的少数人或院外活动者的俘虏。政府不灵的存在提醒我们应审慎地使用“看得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应在“看不见的手”表现不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萨缪尔森(2008)在《经济学》(第18版)第16章《政府税收和支出》“最后的话”中强调:“我们对于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简要考查,提醒我们应该注意集体行动的责任和不利之处。一方面,政府必须保卫国家的边疆,稳定经济,保护公众健康,并对污染加以管制;另一方面,许多政策也体现了一种将收入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政治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手中的倾向。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换成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吗?经济学不能回答这么深刻的政治问题。它能做的只是考查政府选择和市场选择的优势与劣势,并设计出某种机制(如绿色税或研究开发资助)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使得这只手可以比在完全放任或无节制的官僚体制这两种极端条件下来得更有效率。”萨缪尔森提出政府干预必须适度,干预不足或干预过度都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仅不能有效地医治“市场失灵”,反会引发其他病症,扭曲市场信号,加剧市场波动,更加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决不能以侵犯市场准则和扭曲市场机制来达到弥补市场缺憾的目的。

      

       四、 萨缪尔森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

      

      萨缪尔森的“综合”创新还表现在把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批评者诸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也加以吸收融合进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之中。在《经济学》(第12版)中萨缪尔森(1992)宣称“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几章现在使用了具有综合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法”;“我们引入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作为理解价格和国民产值的总量变动的核心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现在都用这些新工具加以分析。因此,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综合在一起”。 萨缪尔森(2008)提出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这两个学派的观点已经有明显的趋同性。目前的分歧主要在于侧重点不同,而非基本信念存在差别”。通过对上述不同学派观点的综合可以更好地说明包括滞胀在内的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消除波动的政策建议。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6版)中对近十年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观点也兼收并蓄。例如,除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学核心理论(诸如稀缺、效率、贸易收益和比较优势原则等微观经济学概念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货币地位等宏观经济学概念以及有关经济增长的普遍认可理论和关于经济周期的争议学说)之外,还注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吸收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技术、发明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内容,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吸收介绍了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新流派。同时还讨论了通过排污(许可证)交易计划将经济学应用于环境保护领域以及评论了改善后的管理机制、欧洲货币一体化等,介绍评论了为体现商品和服务质量迅速提高而进行消费价格计量方法的分析,详细评述了处于经济学最前沿的环境生态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或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3个领域。他力求讨论吸纳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所有流派。萨缪尔森对各种经济学流派进行综合的同时也有发展和创新。除建立综合体系的尝试外,他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所建树。他是福利经济学和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创始人。1939年萨缪尔森发表的处女作《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首创经济波动模型,提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有重大作用,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1941年他以《经济理论运算的重要性》长篇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该论文就是后来他在1947年纪念凯恩斯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的雏形,该书使萨缪尔森1970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坚持并发展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同时对这一理论也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发展成自己的现代收入决定论,同时把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也纳入国民收入均衡模型之中。他把总需求理论和总供给理论统一在“新综合”的ASAD的模型中,这一模型通过对马歇尔局部均衡理论方法的运用和创新把凯恩斯的总需求分析切换到总供给分析的角度。萨缪尔森的历史功绩还在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使西方经济学由20世纪30年代以前依靠文字和图形分析的研究范式转变为支配了以后几十年的诉诸数学和推理进行分析的研究范式,“开创了一个崭新而且持久的典范”(萨缪尔森,1999),其分析方法成为大学本科课程的标准,为人类认识自我和探究经济世界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影响了人们看待经济世界的方式。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对经济学的形式化和规范化也产生有重要的影响。借用西方学者的话说:“鉴于经济学古典用语中的矛盾、交错和错误,他在数学中寻求统一和清晰。”(王宏昌,1986)

      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阿沙•林贝克教授为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致词中中肯地评价了萨谬尔森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和影响:“你或许比任何人更多地证明了经济分析严格形式化的好处。因此,事实上你为过去几十年的几代经济学家定下了风格……在你的‘显示的优选次序’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可观察行为建设你的消费理论;在许多不同质资本货物的情况中形成资本理论;在均衡情况之外分析动态过程和稳定性;用一种联合乘数和加速系数的模型解释商业循环;在全部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研究集体货物的位置:分析最大增长率;用你的‘消费贷款’模型研究在各代人之间分配消费;以及分析从贸易得到的利益和关税对收入分布的效应。”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他的评论说:“一般说来,萨缪尔森的贡献是,他对提高经济科学的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有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当代经济学家。他事实上干脆重写了经济理论的许多部分。他也指出了经济学中各个问题和各种分析技术方面的基本统一性,部分地借助于系统地运用最大化分析方法用于宽广的问题集合。这一点意味着萨缪尔森的贡献跨越许多不同领域。”[ZW(]见王宏昌编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81)。

      从经济思想史上穆勒的经济学体系和马歇尔的新古典体系发展到萨谬尔森的新古典综合体系可以视为是综合创新这一经济学范式运动的一种代表性形式,也印证了“综合”创新是经济学家构建自己新理论体系的一种重要方法。马歇尔认为,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的发展只有渐变而没有飞跃,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自然界没有飞跃”作为全书题词,强调“连续原理”是其经济学说的特点,认为不但各经济现象之间不能有严格的区分,而且经济学新旧理论之间也并非格格不入,新理论完全可以从旧理论的“综合”中创造出来。萨缪尔森(2008)也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因此,综合与创新不可分,综合之中也就包括有了创新。经济学范式“综合”创新的运动形式的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学理论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都需要来一次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试图对以往的理论或知识进行整理、扬弃、补充、更新,以此来孕育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新发展。

      被誉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已经谢世了,在谢世之前他并非了无遗憾。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经受了巨大的挑战。繁多的议题与疑问也萦绕在萨缪尔森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目前,经济学家尚未对什么才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找出答案。信奉市场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相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交锋仍在继续。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灵感源泉。经过几十年的“大稳健”,最近的“大衰退”对经济学理论再次形成巨震。以至于有一些欧洲的经济学家如雪拉•唐等人提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充分说明经济学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也没有看到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支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雪拉•唐等,2009)在求解未来危机防范的高难方程中,当今世界仍期待着新的智慧贡献。

      

      参考文献

      保罗•萨缪尔森,2000,《“看起来”都是克隆萨缪尔森——〈经济学〉初版50周年纪念本序言》,夏业良编译,《书城》2000年10期1页。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2,《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14版(胡代光等译)萨缪尔森自序:“经济学和永葆青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8,《经济学》第18版(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6,《经济学》第17版(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经济学》第16版(萧琛主译)“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

      凯恩斯,1946,《美国的国际收支》,《经济学杂志》1946年6月号,第185—186页。

      沙克尔顿和洛克斯利,1992,《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

      索洛,2009,“美国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辞世”,《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2月15日。

      王宏昌,1986,《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81),王宏昌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祖杰,1994,《评新版萨缪尔森〈经济学〉》,《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74页。

      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杰佛里·霍奇逊、斯坦利·梅特卡夫、保罗·欧默罗德、布里奇·罗斯威、马尔科姆·索亚、安德鲁·提勒考特,2009,《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杰佛里·霍奇逊、斯坦利·梅特卡夫、保罗·欧默罗德、布里奇·罗斯威、马尔科姆·索亚、安德鲁·提勒考特十位经济学家致英国女王的一封信,《中国经济》第9期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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