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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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中国文学理论在经历了百年沧桑，尤其新时期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令人欣慰的走 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是，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化仅只是起始，学科化并 不等于科学化。学科化是学科成形的标志，不是成熟的标志，科学化是学科成熟 的催化剂，即在科学的意义上对学科进行学术性的定位和规范，是学科本体自组 话语系统的内调节。因此，文学理论实现了学科化，就必须考虑其科学化，这是 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则，只能停留在学语性的阶段。就基础理论而言， 学古语、学西语，却没有编构起中国当代自己的学科话语系统，这种缺少钙化根 基的学科焉能走向成熟当然科学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长发育总离不开时间的链 条。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 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 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 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 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 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 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

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 和阶段性的。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 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 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 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 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 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 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 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 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 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 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 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 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 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 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 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 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 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 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 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 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 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 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 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 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 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 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 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 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 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 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 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 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 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 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 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 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 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 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 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 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 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 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 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 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 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 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 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

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 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 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 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 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 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 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 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 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 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 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 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 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 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 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 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 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 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 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 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 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

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 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

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 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 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 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 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 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 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 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 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 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 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 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 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 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 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 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 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 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

三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 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 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 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 “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 “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 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 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 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 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 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 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 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 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 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 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 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 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 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 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 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 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 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 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 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 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 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 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 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 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 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 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 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 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 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 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 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 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 “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 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

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 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 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 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 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 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 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再如对解构主义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解构主义被介绍到中 国，于是解构这个概念很快成了文坛上的时髦用语，然而真正理解它实质和内涵 的人并不多，一阵风刮过，留给我们的仅只是一个“解构”的概念。我们且不论解 构主义的产生背景，也不论解构主义自身的缺陷，我们也深知国外五光十色的任 何一种主义和体系，都不可能被我们照搬而按图索骥。但是，我们也确实不能把 介绍当成弄潮，需要冷静下来作扎实地吸纳和转化工作，应主动地吸收解构主义 当中合理的东西。就“解构”而论，解构是一个打碎重组的过程，是为消解由二元 对立所造成的相互压迫采取的否定形式。而否定的结果是通过断裂――碰撞―― 颠覆的过程来实现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考虑问题的新思路，若借以发挥，完全可 以为我所用。对待文学遗产，核心是推陈出新，我们的思维定势是传统――继承 ――创新。我们所有教材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继承是基础，革新是目的。从文理 上说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是，面对传统的厚势，不继承也要继承，不继承就好 比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传统的思维流程从逻辑上说，就成了继承的继承，创新就成了隔靴搔痒，创新的所谓目的其实就成了一个“理念”式的不存在。而继承在 这种情况下则既是基础也成了目的。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 题，而借助解构的方法则可以使我们耳目一新。面对继承与创新的二元对立，毫 无疑问继承压迫了创新，若行之颠倒，创新又压迫了继承，于是颠倒之后，就要 改变原有的“继承”概念，如果将“继承”更换为“对话”，我们就完成了解构的过程。

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思维流程，即传统――创新――对话。这里消解了“继承”的概 念，但继承的意义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消解了继承对创新的压迫性，使“继承” 从显在的统治性地位转化为隐在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自然地位，突出了“创 新”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实现“创新”的意 义和价值。

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应把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 界定上，要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概念和范畴进行学理性的清理和转化，并使之在科 学的意义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务必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独立的话语系统，既 不是西方话语，也不是中国传统的话语，而是既接续了传统又广泛吸纳各种营养， 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征和文化底蕴的，属于中国文论独有的话语系统，而不是其 他。庆幸的是，中国现当代文论历经百年，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为进一步 走向科学化提供了前提，只要我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有效防止话语掠夺 和话语扩张，我们就一定能在世界文论的万花园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