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选题_近代史纲要大学论文3000字以上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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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大学论文3000字以上参考范文

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 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 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 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 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 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 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 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 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 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 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 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 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 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 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 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 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 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 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 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 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 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 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 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 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 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 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 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 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 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
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 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 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 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 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 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 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 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 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 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 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 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 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 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 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 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 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 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 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 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 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 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 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 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 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 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 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

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 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 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 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 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 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 的。

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范文篇二：《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 的开端》 摘要：“鸦片战争”使中国极不情愿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清朝 统治者的自主改良性的“洋务运动”成果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统 治权在内外压力下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临界点”时期，制度替换行将发生，1898 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 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然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维新派却 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最弱的政治集团，诸因素包括基本的社会基础力量的缺乏、 光绪皇帝的无权状态、未全盘考虑和计划缺乏程序性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 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它 仍然开启了中国制度变迁和以制度救中国的道路，时至今日依然功不可没。

关键词：戊戌变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 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 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 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 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 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 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 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 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强调社会因果关系中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路径 依赖”意味着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正反馈作用，认为行为者一旦步入某一路径，便会沿着此路径演进，系统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原本可能更加优化的政策也可 能失去实现可能性或者改变这种路径而另辟途径将是难度很大的事情。经济学家 诺斯从供给需求的角度指出，导致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交易市场发展的不充分和报 酬的递增形成的交易费用的显著或高昂所决定的。诺斯认为：“制度高昂的初始 建构成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所产生的组织学习效应、制度的优势所产 生的合作效应、制度的盛行所产生的适应性预期、被制度配套意识形态所影响的 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等，都是导致制度自我捍卫和路径依赖的原因。”[1]对于 经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特征，诺斯认为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与 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特点，表现为“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强化了人 们的适应性行为和对制度的维持强向、政治制度的高密度限制了制度创新的空间、 政治权威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便于支配方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既存制度、政治过程的 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导致政治生活中缺乏明显的纠错机制、政治产品供给的非竞争 性使得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等，这此特性都进一步强化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2]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 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 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 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 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 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 “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 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

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 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 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 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 的最终走向。二、路径危机中的晚清政治困局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 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 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 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 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 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 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 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 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 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 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 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 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 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 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 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 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戊戌变法和制度变迁的流产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 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 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 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

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 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 勤殿以议制度”[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 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 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 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 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 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 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 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 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 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 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 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 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 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 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 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 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 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 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 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 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

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 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 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 意的支持者。”[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 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 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 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 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 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 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四、“康梁”维新集团的弱势状态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 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 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 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 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 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 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

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 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 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 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 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 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 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 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 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 无钱支持只能作罢。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 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 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 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 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 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 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 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 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 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 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 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 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 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 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

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 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 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 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 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五、结语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 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 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 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 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 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 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 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 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