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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先驱管理论文
电影先驱管理论文 笔者是黎民伟之子，有幸接触先父的遗物，当中记录了大量中国早期电影 史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加以整理并提供给学者。周承人先生、李以庄女士在香港 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82期发表〈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 一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是学者，本文谨以一片保存历史真实的赤子 之心，初踏研究门槛之身份，撰文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并希诸君纠正。一对黎民伟的评价 1、周、李两位质疑对黎氏的评价被「误导」，提出有人「想尽办法抬高 黎民伟……误导了许多学者」。他们质疑有人称「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笔 者只是提供了黎氏的资料，从未如此称呼先父。如果是责备其他学者「误导」， 就不应该了。
1905年任庆泰（字景丰）于北京拍摄京剧片段《定军山》，比黎民伟于1913 年拍《庄子试妻》更早；
可是「国片之父」一说，实为1953年黎氏追悼会中由当 时电影翘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所尊，成员包括：吴楚帆、关文清、朱石麟、李应 生、卜万苍、马徐维邦、金擎宇、朱旭华、郑用之、谢益之、赵树觥Ｋ们多非影 史研究者，但尊崇黎氏为「国片之父」，乃因黎氏身为革命先驱，一生对电影的 无私奉献及其「风」度、「人」格1。
香港电影资料馆于2003年举办之一系列活动，皆称黎氏为「中国电影先驱」， 而非「中国电影之父」。
2、周、李认为黎民伟「在1914年后，直到1923年前，十年间忙于他事， 没有参与任何电影摄制」，从而推论黎民伟「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 只可以说是一位后来的参与者，并非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
在上述时期，黎氏积极为拍摄电影筹组资金、购买器材、买书自学。1921 年他拍摄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2。在《勋业千秋》旁白中也讲到：从民国 十年至十七年（1921-28），随孙中山先生拍摄。历经广东至直隶（河北）八省， 拍摄北伐战争。他亲携笨重的摄影机上前线，翻山越岭去做这件危险的工作，完 全是义务的3。孙中山先生亲颁「大元帅令」命将士支持拍摄，后又送赠「天下 为公」墨宝以资表彰。他拍下珍贵的中国近代史片段，包括孙氏革命事迹影片二 十四部，及大量北伐战争纪录片，是现存唯一的孙中山电影片段。在当年，虽然也有人拍摄孙氏，但拍得最多，时间最长，又能亲赴前线者，只有黎氏，故有「中 国纪录片之父」之誉。
学者皆认为此乃黎氏对中国电影和近代史的主要贡献，是国家珍贵的精神 财富。《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指出：「黎民伟是中国第一位长时间致力于新闻 纪录电影的摄制者，……他是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上早期的第一个重要人物。」 4但是，周、李两位多次撰文评论黎氏，为了否定黎民伟是中国电影先驱，从来 不提黎氏拍纪录片对国家的重要贡献。
1913年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郑正秋拍了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同年，黎氏也在香港拍了《庄子试妻》。如果说黎氏是中国电影事业「后来的参 与者」，就是说香港电影不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黎氏积极动员家人投身电影事业，两位妻子：严珊珊是中国第一位女演员， 林楚楚是香港第一位女主角，儿子黎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童星。
两位否定黎氏是中国电影先驱，论据不足。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指出：
「黎民伟，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5 3、周、李认为有人要「抑黎北海、扬黎民伟」。
（i）李以庄认为黎北海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比黎民伟更重大。罗卡先生不 同意，他指出6：
现阶段，考虑到黎民伟对香港电影开拓的全面性（开设戏院、影片公司、 片厂之余更率先拍摄新闻片、纪录片），和持久的奉献（黎北海于30年代中以后 已淡出影界，黎民伟在1938年重回香港后，仍艰苦经营片场，支持国防影片的拍 摄；
筹拍国际发行的英语片；
战后更为香港引入新的冲印技术等等），我认为他 对香港电影的贡献仍然大于黎北海。称他为「香港电影之父」，仍然是恰当的。
（ii）黎北海是香港电影先驱，也是笔者的伯父。有关他在电影方面的资 料，已全部公开。相片中有黎北海的，定加注明。2003年夏李以庄想采访黎北海 儿子，笔者立刻告诉了她。
李以庄对人说笔者在十多年前欺骗她，说黎北海太太已逝去，使她失去了 解黎北海的机会。假如笔者把仍健在的伯母说成死去，合情理吗？笔者又何必把 黎北海儿子告诉她呢？笔者与罗卡先生合作十多年，罗卡先生曾致函周、李两位表明：我们都没 有「抑黎北海」。
我们很希望多了解中国、香港早期电影史，可惜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 等的资料极少。
（iii）香港第一家全华资的「民新制造影画有限公司」的创办，黎民伟的 贡献大于黎北海。
首先，在《黎民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载：「1922年1月7日与 海山大哥往张才律师楼签天后庙前之地，由予完全承受其名下所有，转伟名。伟 将以栈十号铺按与林卓明二万元。周息八厘，收二万元支票存入广东银行，因家 庭事愤怒心乱，忘记cross该则，夜后始觉，幸毋损失，大幸。天后庙地，……值 银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元，并付厘印四百五十元。」7黎民伟以高息向其兄购地， 才能建成「民新」。
第二、黎民伟是清平乐社员，黎北海不是。他对戏剧、电影的造诣高于黎 北海，因此，黎民伟虽是弟弟，却任总经理，黎北海是经理。
第三、黎北海在香港民新只和黎民伟一起拍了一部《胭脂》，但黎民伟还 拍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以及珍贵的孙中山先生事迹和北伐战争的纪录片。
4、周、李认为「黎北海真正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
事实是，早于1924年，「黎民伟和关文清在广州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电影演 员养成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关文清和黎民伟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 都说得很清楚8。
这是香港民新为拍摄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培养演员而在广州设立 的。黎北海是在1928年黎民伟离开后才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
周、李两位只摘引1928年，而避开1924年黎民伟开创电影教育，否定了黎 民伟开创电影教育的贡献。
5、周、李质疑：黎民伟参与用清平乐戏箱偷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
黎氏十六岁参加了同盟会，清平乐社员中有海内外同盟会的领导者，如胡展堂、陈少白、邹海滨等。先母林楚楚曾对子女说过：先父和他的战友曾用戏箱 偷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军。还在战场上搬运尸体。余慕云先生曾多访问先母， 他在《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描述此事时有笔误9。在黄花岗起义时，清平乐剧 社还未成立。周、李两位抓住余先生的笔误，提出「没有清平乐剧社，能有戏箱 用于运军火去广州之事么？」作为研究者，不应这样轻率地否定一段史实。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还有起义。先母口述革命者偷运军火支援革命军 的史实，可再考证。香港无线电视台1974-1976年的节目《蒙太奇》曾访问林楚 楚，也忆述了这段史实。
6、对《日记》的质疑：两位于2003年的一场讲座及以后发表的文章中， 多次质疑《日记》被大幅删改。其实，笔者在《日记》发表前曾寄去初稿并登门 征询意见，两位并无异议。但在讲坛上，却当着数十名听众，提出1929年2月至 12月有三件大事未有记载，公开指责笔者「为甚么要删改？」其后又一再撰文质 疑「何以缺失？」笔者身份特殊，不愿公开论战，反被误为默认，拖了一年至今 才回应。
笔者深知黎氏日记为珍贵的中国早期电影一手史料，故除与电影及社会完 全无关之私人事件，其余皆一字不漏刊载于《日记》中，并加注释。其实，不少 大事如孙中山先生送赠「天下为公」墨宝及签发「大元帅令」、高剑父送赠「电 影救国」墨宝等，《日记》原件皆未有记录。或许周、李两位以为笔者有意「去 恶」，但笔者亦无「不扬善」之理；
笔者当初整理《日记》时，其中提到黎民伟 拜访陈立夫救联华事，预感将来会有人藉此批评黎民伟，笔者仍不「去恶」，如 实刊出，没想到为周、李两位所用。
黎氏是写私人日记，没想过日后会是珍贵史料，我辈只能以此作第一手史 料考证，而不能要求黎氏的日记能解答一切历史悬案，否则即认为黎氏隐瞒或编 辑者肆意删节。两位所提三件事并无记载，罗卡、黄爱玲等多位学者曾阅览原件；
笔者与周、李两位相识四十多年，曾供李以庄翻阅《日记》原件，为两位提供很 多资料。两位不再来查阅原件，问清楚，就多次公开指责，令人大惑不解！ 笔者欢迎研究者查阅原件，并把复本及珍贵的孙中山先生影片送赠香港电 影资料馆。
二关于「联华」1、周、李认为罗明佑、黎民伟经营失败的原因是：远离抗日救国热潮， 配合「新生活运动」，宣扬传统的忠孝仁爱等道德观念，导致经营失败。
拍摄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是否「远离抗日救国热潮」，导致亏本呢？ 非也。伦理片《人道》，卖座极佳。「《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城 市之夜》、《人生》、《母性之光》，俱能卖座。」10反之，联华二厂拍了涉及 抗日的影片，如《大路》、《小玩意》、《狼山喋血记》等，同样遭遇经济困难， 是最佳反证。其实联华经营困难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日寇侵华，「一・二八」战争，联华四厂被毁，三十多间电影院停 业，造成全国电影业陷入困境。罗明佑丧失了东北的影院，华北的影院陷入困境， 资金周转不灵，设想中的制片业和放映业互助发展的计划落空。
其次是经营上失误，开销太大，出品太少，成本比人家的高。
第三是阮玲玉的去世，联华失去了最具号召力的明星。
试想如果不是上述的三项主要原因，联华怎会资金周转不灵呢？ 周、李两位把拍摄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说成是执行了陈立夫路线， 导致了经营困难，是要把问题政治化。
黎氏是一个革命者，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它标志着以左翼电影工作者为主 的电影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参加者投票选出了包括黎民伟等人为执委。
1936年全国抗日热潮高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国防电影运动」兴起。
黎氏在当年给职工的元旦贺咭上写着：
国防武力之前卫是「空军」；
国防文化之主力为「电影」。
际此非常时期，言国防者，幸勿忽视电影。祝 新春多祉，并请对电影事业 赐予指导黎民伟鞠躬 1932年和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联华各厂只有黎民伟立即放下厂长职务，先后两次带领卜万苍、朱树洪、黄绍芬、金焰、吴永刚等上前线，拍摄了《抗日 战史》和《淞沪抗战纪实》，前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唤醒民众的爱国教科书」， 后者被誉为「血肉的实录，珍贵的国宝」。从现存的画面看到，炮弹就在镜头前 爆炸。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这些影片去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潮。
日寇占领上海和香港，先后两次威逼黎氏为敌伪效劳，皆不为所动，宁愿 带着全家十多口逃难，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
综观黎氏的言行，他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绝不会赞同和执行「远离 抗日救国热潮」的制作方针。
联华的影片都是批判现实的黑暗面，反帝反封建，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 德，至今仍被誉为优秀作品。联华的影片在描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方面，深度 和手法有差别。黎氏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正如郦苏元先生指出的11：
与激进的革命的文化人士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出发，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前途，对贫富不均苦乐不等表示强烈不满，希望 通过社会整治道德规范来改变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他们许多批判是严肃的、认 真的，也是比较温和的、改良的。……以道德批判代替社会批判，主张道德自我 完善来促进人类进步。…… 今天，内地很多学者对于过去有争议的联华影片，都肯定它们有正面的积 极意义。为甚么周、李两位还要把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的影片与宣传抗日对 立起来，甚至夸大为导致经营失败的唯一原因呢？ 今天，祖国日益富强，更需要大力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永 恒的主题。
2、周、李认为《渔光曲》「与黎民伟无关」，甚至说是「掠人之美」。
罗卡先生和笔者编写《黎民伟：人・时代・电影》时，笔者负责编排相片 和黎氏写的日记、文章等。
周、李质疑我们刻意误导读者，把《渔光曲》和《大路》与一厂的作品混 编在一起。事实是：在该书「黎民伟日记」的「黎民伟」一节以及后面「黎民伟 电影事业简表」，介绍黎氏作品时，都没有《渔光曲》和《大路》，也从未说此 两片由黎民伟制作；
但当介绍整个联华的主要作品，当然应当包括这两部影片。我们编书时完全是按照影片拍摄的年份先后来排列，绝无刻意误导读者之意，两 位未免多疑了。
周、李责备笔者：称黎氏「是『总厂的负责人』，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 名下」。笔者在《黎民伟日记》的文章中只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2。两位看漏了此两字，却关系重大。
笔者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
（i）黎氏是主要创办人之一，是罗明佑的主要合作者。他是董事，是最 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ii）编、导、演、摄、制以至行政，黎氏都做过，资历、经验丰富，一 直参与总厂的决策。
（iii）黎氏在〈历史失败之回顾〉笔述：在联华经济困难时期，「因一二 八事变，再以东山房产押款二万元以维持之。……因八一三事变，因维持至影响 霞飞路私产拍卖。」13如果不是总厂负责人之一，他何需这样做？ 说出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就是「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名下」？ 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渔光曲》当然与他有关系。所以， 《渔光曲》的奖状数十年来一直由黎民伟珍重地保存着。周、李明知这个事实， 却一而再地撰文说《渔光曲》「与黎民伟无关」，甚至说这是「掠人之美」，两 位真是言重了。
在黎民伟逝世后，林楚楚遵循他的临终嘱咐，把《勋业千秋》和《淞沪抗 战纪实》两片，以及《渔光曲》的奖状送往北京，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然当时家 庭经济十分拮据。金焰在1979年8月7日上海《文汇报》撰文及《黎民伟日记》均 有述及。
三几点质疑的商榷 1、周、李认为《偷烧鸭》是香港第一部影片。
罗卡先生在《当代电影》撰文〈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 14，他亲赴外国查证，《偷烧鸭》资料极少，并有疑点，他认为此片和《庄子试 妻》还需进一步求证，才能定论，此文甚具参考价值。2、周、李质疑《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上写的一段话：「民新旧有 制片厂一在上海，一在香港，一在广州。」两位质疑：「民新有三个吗？」 黎氏在自述文中指的是「制片厂」不是「制片公司」。以「民新」命名的 制片厂确曾在三地设立。
3、周、李认为聂耳不是联华培养，此处谨补充有关资料。
聂耳1931年加入联华，先当提琴手，开始作曲，后提升为音乐主任，直至 1935年遇难。先父告诉笔者，聂耳的许多作品是在联华一厂写成，如《义勇军进 行曲》等；
摄影师朱树洪也撰文忆述：有幸能在联华一厂聆听他演奏《义勇军进 行曲》15。聂耳于联华期间，有其他兼职，为其他公司的影片作曲。说联华给聂 耳提供了机会，还是联华多年后沾了聂耳的光，二者并无冲突。
附带补充：聂耳与黎家私交甚笃，聂耳更经常到访。先母亦曾提及：聂耳 很喜欢黎铿，认他为「干儿子」，黎铿也亲昵地叫他「耳朵先生」；
聂耳的《卖 报歌》，就是为黎铿而作。聂耳不幸遇难后，先母说：最有资格去拜祭他的就是 黎铿。
笔者对电影史学者非常敬重，有些评述难免有偏差，只要不是存心歪曲， 可以谅解和探讨。笔者认识有限，提出上述澄清供史家研究。
但是，不应轻易地给别人扣上「想尽办法抬高」、「严重搞混历史」、「误 导学者」等大帽子，这对电影史的讨论并没有好处。
注释 1在2003年纪念黎民伟诞生百十周年时，卢伟力博士撰文指出：「在中国 文化传统下，能称为『父亲』者，『风』度、『人』格似乎更必要。」 2黎民伟自述文：〈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的褓姆〉，《当代电 影》（北京），2004年第3期（总120期），页32。
3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页127。
4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页15。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副总编辑。5李少白：〈主持人导语〉，《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总120期）， 页16。
6罗卡：〈关于评价黎民伟、黎北海〉，载《香港电影资料馆通讯》，第 26期（2003年11月）。
7黎锡编订：《黎民伟日记》（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页9。
8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页127；
同注2黎民伟自述文。
9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 页127。
10同注2，页32。
11郦苏元：〈黎民伟与中国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总120 期），页25。
12黎锡：〈黎民伟诞生百十周年有感〉，载《黎民伟日记》，页3。
13黎民伟手稿：〈历史失败之回顾〉，载罗卡、黎锡编著：《黎民伟：人・ 时代・电影》（香港：明窗出版社，1999），页173。
14罗卡：〈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当代电影》， 2004年第3期（总120期），页28-30。
15朱树洪：〈黎民伟先生与我〉，载《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页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