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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探讨
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探讨 摘要：毛泽东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 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毛泽东思想， 但也不能说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 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 神，这正是后来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关键词：毛泽东；
早期思想 毛泽东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 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有必 要回顾与追溯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当然，这里不可能详尽描述这些阶段中的各个 方面，而只能关注那些与“成熟”相关的主要问题。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 毛泽东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汪澍白先生曾把毛泽东早期思 想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准备阶段，颇为确切。“准备”的涵义有许多方面，但我认 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 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毛 泽东思想的特色。
一、改造思想与改造社会 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 与发动时期。“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 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 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 下，青年毛泽东形成了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青年毛泽东 认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中国之所以积弊太深，就因为思想太旧， 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 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 目的。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青年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是 要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从枝节人手，诸如议会、 总统、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分析了近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 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是末，是枝节， 唯有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才是本，只有探得哲学上的“大本大源”，才能抓住根本， 其他可迎刃而解。其次是“普及哲学”。青年毛泽东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 不自知”，“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 也。愚者当前，则只日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 之主。”[1]要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只有普及哲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 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 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其三，普及哲学的依靠 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青年毛泽东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 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梯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毛 泽东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切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 主张人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 皆为圣慑”，愚人贤人“其跻圣域”，一个理想社会就会来到。青年毛泽东关于从 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其一，所谓抓“大本大源”，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 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追寻“大本大源”， 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
其二，所谓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 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极大地突出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青年毛泽 东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心之力》。他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还主张人 之心力与体力一起，任何事情都可办成。可见，突出主体能动性是青年毛泽东的 一大思想特色，尽管这是非常抽象的。但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改造， 被表述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其三，探寻“大本大源”、“普及哲学”，表明 青年毛泽东极为重视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这一倾向贯彻毛泽东的一生，而在延 安时期尤为明显。
二、务实精神与国情研究 毛泽东早年即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思想有所涉及并有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说是主张知行并重。如果说他关于全力探讨“大本大源”的思想是重“知”的 话，那么，他同时又强调“行”的意义与作用，具有突出的务实作风。那时候同学 中就有所谓蔡和森是理论家，毛泽东是实践家的说法。在知行先后问题上，青年 毛泽东归本于朱熹，认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 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 骤。”[2]他之所以主张全力探讨“大本大源”，就是基于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但 是，知先行后并不排斥行的重要性，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本来并不纯是一 个认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如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成圣成贤， 必须去行。所以，知行关系的论辩，虽有先后、难易、轻重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知行统一，突出“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如果说，这种“行” 还仅仅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那么，青年毛泽东所接受的十七、十八世纪“经世 之用”思潮的影响，却表现出一种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杨昌济先生的 讲课，认为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从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的务 实精神与实践风格。他完全投身到了社会实践中，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发动“驱 张运动”与“自治运动”，领导湖南的“五四’’斗争。为了有效地改造社会。他强调 要从“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出国留学热潮中， 他自己慎重地考虑了去留，并且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 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 研究。为此，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田主 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 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 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是开 列出100多个调查项目，想切切实实地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青年毛 泽东的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为 充分的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 实国情结合起来这一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不说与他早期的上述思想 特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张鹤 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