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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和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和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一 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地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集中表 现,则是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对这一转型从发生、 完成的文 学史过程,特别是从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 系之说,有着直 接而深刻的联系。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 使命,其 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地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 文学绝然不同 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注: 梁启超:《清代学 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关于新文体的形成、特 点及意义,可参见方 长安的《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贵州社会科学》 2002年第1期,第45-47页 。)、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注:参见王德威的《想 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111页。)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 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 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 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 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 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 ”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 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 语。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严复, 特别是梁 启超,都发表了关于个性独立的种种见解,但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 独立、国家权 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注:转引自叶易的 《中国近代文 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而非个人主义。这种 国家意识构成了近 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 说”(注:梁启超:《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 版。),“今日诚欲救国,不 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注:王无生:《论小 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文学具有关乎一国命运的重 要性,文学也自然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如《新中 国未来记》《中国兴亡梦》《 梦平倭奴记》等,以至于是否具有“国家”思想成为 评论小说的重要标准:“今日通行 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可谓妇女之教科书;然 因无国家思想一要点,则处处皆非也。
”(注: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 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所以,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 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 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二 这种文学中,作为个我的广大社会成员被漠视,或者完全粘附于国家叙事。
“个”被 抽空,其结果是国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视具体的个人 的同时,国 家叙事沦为一句空话。这样近代文学无论怎样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 都无法实现自己 开发民智、匡正国家的政治理想。走出“国家”文学话语误区,使 文学转而立足于人, 以具体的人作为话语言说中心,无疑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一 大课题。
从后来文学嬗变史实看,“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转型的情形极 为复杂 ,而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从日本 文学影响 角度切入考察,则不难发现白桦派理论的启示、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是最直 接的理论推动力。
白桦派因1910年(明治43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 武者小路 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 武者小路在《白桦的运动》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 意志、 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 长。为了使个 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把工作尽力做好。
……为了人类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 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 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
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 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注: 转引自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324页。) 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是互动的, 而其出发点则是个人而非人类,即通过个人 或者个性作用于人类,使人类健康成长,个 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被赋予了至关重 要的地位与意义。
这种思想引起了周作人极大地兴趣。早在《白桦》创刊之初,他就曾前往 购买《白桦 》的“罗丹专号”;而1912到1915年则定期购读;1918年阅读了《一个青 年的梦》,并 与其作者武者小路实笃交往密切;曾专程前往参观日本新村。以至于 20年代初就有人认 为周作人“底思想似乎很受这一派影响”(注:鸣田:《维新后之 日本小说界述概》, 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4号,民国10年7月10日发行。)。
他于1918年12月15日 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的《人的文学》,可谓是 中国近代以“国家”话语为 出发点与归宿的文学,向现代以“人”为话语中心的文学 转型的理论标志与宣言书,它 界说了“人”的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基本内涵、存在方式与言说途径,也就是为新文学规 约了“人”的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此文正是周作 人对白桦派极感兴趣的时候写作的。它 对于人道主义、人与人类关系的界说, 例如“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 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 是利己的生活”,其基本含义来自上述白桦派观点。
沿着这一思想逻辑,接下来他 对人道主义作了如此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 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 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一种白桦派式的人 道主义,即如中村新太郎所指出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坚定地 相信充分发展个性就 可以对人类作出贡献”,相信“个人代表着人类的意志。”(注:[ 日]中村新太郎:《日 本近代文学史话》,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 63页。)周作人在文 中还直言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道主义定义的 两条理由:“第 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
但要森林盛, 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 与我相关 的缘故。”由此可知,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主要是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 系 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个人,所以周作人进而称自己的人道主义, “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 置。”( 注:周作人:《人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人类虽是一个比国家更为广大的集合性概念,但白桦派想象、倡导的个人 与人类的新 关系,无疑是对近代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反动,有助于拆除近代抑制 “个人”话语的“ 国家”话语壁垒。“个人”话语的自觉与独立性,显然是对“国家”中 心话语的颠覆, 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 决定于“人类”,完 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 的发展。由于以个 人与人类这一新的关系取代了近代个人依附于国家的关系, 这样,人自然地从“国家” 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以个人 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对 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这种具有“个我”特性的“人”的 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 学”。这种文学不仅要求以文学为人生取代近代以 降的文学为政治的倾向,而且应以个 人与 五四时期,周作人反复言说、倡导文学上这种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例如“个 人既然 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 有与人类不共 同的地方。”(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的统一》,人民文学出 版社1998年版 ,第24页。)又如“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 说而苦于说不 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 效用》。人 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通过他,白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波 及整个五四文 坛。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出他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 的梦》,文 中写道:“在我们看来,在日本思想评论界里,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
我认为这 是最值得庆贺的事。虽然现在是极少数,并且被那些多数的国家主义者 所妨碍,尚处在 不得发展的状态,但是将来是大有希望的。”周作人从白桦派那里 意识到了人道主义与 国家主义的矛盾。鲁迅看了该文后,“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 完,很受些感动”(注:鲁 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 年1月。),深感该剧本 “很可以医许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 意义。”(注:鲁迅:《一 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这一认识,使他自191 9年8月2日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该剧将战争之根源 归结为国家、国家主义—— “从国家主义生出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与国家主义 相对立的是“人类的意志”。
如何消灭战争剧本认为“就是我们不用国家的立脚地 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 物”,因为“从蔑视人类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战争 的。”所以,应发挥人类的意志,而 不是国家意识或国家主义,“人类要将国家主义 这一个大病,使个人知道。照这样下去 ,在人类是可怕的,在人类是可怕的事,不消 说在个人自然也可怕。”(注:武者小路 实笃:《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新青年》 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这表明,在 武者小路实笃那里,国家主义不仅与人类相对 立,而且是个人的大敌,而“人类”与个 人则是统一的。鲁迅正是认同于此,才翻译 《一个青年的梦》,他说“我对于‘人人都 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 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 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注:鲁 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 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鲁迅从“人” 的建设出发,由《一个青年的梦》,认识 到了国家、国家主义与“人类”的矛盾,与 个性自由发展间的矛盾,也就是意识到了, 以白桦派倡言的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 取代中国近代的个人依附于国家的旧关系的可能 性与重要性。王富仁等曾指出 鲁迅的《自题小像》、《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 》等体现出了一种国 家主义思想(注:王富仁、查子安:《鲁迅与梁启超——立于两个 不同的历史层面 和思想层面上》,收入龙泉明、张小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 析》,四川 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如果是这样,那么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 类关系 之说,则是鲁迅五四时期走出国家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背景,而以鲁迅在五四文学 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看,他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朝着走出近代以“国家” 为 中心话语的政治文学,并向现代“人”的文学转变,迈出了一大步。胡适那时虽对 新村 运动的归隐倾向、泛劳动主义存有异议,但仍认为改造社会必须从这个人、 那个人的改 造做起,也就是改造社会须从改造个人做起,这一观点与周作人所 与白桦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关,对国家、国家主义地批判,对个性自由地呼唤,成 为五四前后文学的一种潮流——一种反叛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 政治文学,以催 生五四以“人”为中心话语的文学的潮流。
三 上述论析表明,对国家主义地反动与对人地呼唤在五四时期是同时进行的, 表现在文 学上则为:对近代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文学地批判、超越,与对“人”的 文学地倡 导、建构,呈现为一体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合二为一的文学进程。而将 这种进程统一 起来的话语基石,则主要是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
这样,来自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点,弥漫于五四文坛,成为五 四文学 言说的基本话语之一。对这一现象,刘纳曾作过精辟的概括:“五四作者的 思考,则不 但突破了置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强大的中间层次——家族,而且突破 了置于人类与个人 之间的更为强大的中间层次——国家。他们不常提起自己是 四万万中的一个,却牢记自 己是人类的一员”(注: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她是在谈论 五四文学的人类意识时写下这段 话的,虽然切入角度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尚未 完全意识到日本白桦派的影响问题,但 她从现象中归纳出的“牢记自己是人类的 一员”,却极为准确地言说出了白桦派关于个 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念对于五四作 家、五四文学地影响。
打开五四文学窗口,我们能检索出大量的表现个人话语与人类话语相统一 的作品,如 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冰心的《超人》《国旗》《悟》、叶圣 陶的《萌芽》、 刘纲的《两个乞丐》、刘大白的《国庆》,等等。俞平伯说过, 五四作家“只愿随随便 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 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注:俞平伯:《冬夜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我” 行走于同“个人”相 统一的“人类”中间,而非与“个人”相冲突的“国家”里。应修人 表示:“每个人, 我深深觉得都可爱。”(《春的歌集·欢愉引》);刘纲写道:“他们是 人,——是与享 受过分的人类一样的人。”(《两个乞丐》);郭沫若以那一时代最 炽烈的个性意识咏叹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 们是全人类的褓母,你 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以地球为母亲, 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意识 的表现,所以羡慕农人也只因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抒情 主人公“我”不只是表现出了 一种强烈的 不过,这种再书写是在中国五四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并且是由一批具有强烈 主体意识 的作者完成的,因而这种再书写,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改写,一种再创造。
个人与“人类”相调和、统一,在白桦派那里,主要停留于一种理论上的表述 与“新 村”实践,创作上虽也作了一些探索,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人类万岁》 《一个青年 的梦》,表现的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爱,是个人话语与国家主义的对立、 与“人类”的 统一,但尚未能将这种理念化为生动的形象。白桦派作家是一群家境 优裕、毕业于贵族 学校的青年,过着特权、安逸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而且他们 生活在日本资本主义飞 跃发展、走出了民族危机的时期;文学上日本启蒙文学早 已过去,近代文学得到了较充 分地发展,所以他们从事文学主要是为了扩张自我, 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 己的运动,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 任感,没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启蒙意识与责任 心。
与之相比,五四作家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民族话语转型 期“人” 的启蒙重任,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统一的学说,使他们意识到了“人” 的启蒙的 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性,启蒙决定了他们对白桦派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