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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地志物类描写同文学价值概述
六朝地志物类描写同文学价值概述 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阶段,但又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繁荣 的时代。其上接秦汉下启唐宋,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基本备齐。因此,六朝时期的 文学研究自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六朝地志作为这个时期颇为盛行的一种文 体类型,相对于秦汉的地记来说,其记述的内容愈加丰富,写作体例愈加完善,叙事 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成为早期地志向唐宋方志转向的重要时期。方志在中国传 统文化典籍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六朝地志是中国方志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关 于它的研究,早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1]、杜佑《通典》[2]、李吉甫《元和郡 县图志》[3]中就有相关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直到方志进入全盛的明清时期,方 志学才大体确立。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弊书》[4]和《肇域志》[5]开创了 方志综合研究的道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6]将地方志从地理学中划分出来, 其中指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方志概念。至民国时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7]之《方志学》继承了章学诚的方志理论,认为“地方专史,就是方志的变 相。”稍后李泰棻的《方志学》[8]也同样提出“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 故志即史”的论断。王葆心《方志学发微》[9]之《导源篇》分别从地理学、史学、 经学、文字学、杂家各方面论述了方志的渊源和流变。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0] 的第三章“地志史”第一节“汉隋间地志之发达”中对此期的地志作了论述。黎锦熙 《方志今议》[11]和甘鹏云《方志商》[12]主要从修志角度进行了简明的论述。
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13]不仅论述了方志的源流和发展历史,还阐释了方 志的功用和在学术上的地位。
金达迈《方志文体研究》[20]从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角度和述了方志的体裁 分类以及记述方法。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21]和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22] 主要从考证或辑佚的角度对中国古方志进行了收集整理,但后者的辑佚有所错漏。
就国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在其《六朝之地记》[23]一文中对六朝 地记作了辑佚,就当时地记之内容与着者以及时代背景诸关系,进行了梳理。以上 所列举的专着对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方志的源起和发展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还远远不够,仍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相对专着来说,近些 年的单篇论文及学位论文对于六朝地记的研究愈加细致、深入。笔者认为大体可 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论述六朝地志文学性。王琳师《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 的结合》[24]一文从六朝地记兴盛的原因、写景、记述传闻故事与异物、影响以 及评价五个方面对六朝地记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论述。其《略说六朝地记之写景》 [25]从地记中山水景物描写的空间范围、艺术手法、审美眼光等层面作了论述。
唐志远在其《六朝异物志与文学》[26]中列举了六朝《异物志》17 种,探讨了《异物志》与咏物赋之间的关系问题,较为深入探讨了《异物志》的文学性。但其对 于异物志的收集还有遗漏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章 六朝地志物类记述之溯源 第一节 先秦之物类记述 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史部脱离经部的附属成为独立 的门类,其中地志作品呈现出繁盛的景象。物类记述是这一时期地志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
物类记述最早应该追溯至《诗经》、《楚辞》中 的动物、植物、器物等的描写,虽然其中的物类多起比兴、象征等作用,但它们对 自然物性的潜在性关注是物类记述的滥觞,其中的不少物类也成为六朝地志中物 类记述的对象。此外,《山海经》中大量异兽的描写,或实或虚;《逸周书 第二节 汉代之物类记述 一、史书中的物类记载 翻检汉代资料,有关物类记述的大多存在于史书、赋作以及地志等资料中。
史书主要是《史记》之《匈奴列传》、《大宛列传》,《汉书》关于少数民族的 记载。赋作则是指西汉之大赋以及东汉咏物赋。地志作品诸如题东方朔之《神异 经》、《海内十洲记》,东汉杨孚《异物志》。尤其是《异物志》开启了六朝地 志之物类记述的先河。随着国家大一统时期的到来,疆域的扩张,汉朝与四夷八方 交流逐渐加强,四夷八方之基本情况逐渐为中原人所知,其物产渐渐输入中原地区。
《史记》、《汉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些内容。《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骞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78] 张骞将在大宛的所见所闻为汉武帝一一道来,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 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等八个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汉武帝听后“欣欣以骞 言为然”,并决定“广地万里,重九驿,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79]《汉书匈奴列传》 与《汉书西域列传》中记载的少数民族的数量明显增多,大小民族加起来近六十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