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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探讨论文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探讨论文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 于这项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已成熟的制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援助工作 的物质保障能力与工作发展需要有距离，法律援助服务能力与困难群众法律援助 需求有距离。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 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 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 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 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 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
二 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 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 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 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 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 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 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 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 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 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 “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 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 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 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 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 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
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 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 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 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 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 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 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 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 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 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 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 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 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代理其他案 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 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 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 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 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 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 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 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 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 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 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
甘肃省现 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 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 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 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 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 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 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 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 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 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 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 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 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 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 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 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 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 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 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 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 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 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 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 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 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 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 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
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 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 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 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 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 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 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 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 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 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法律援 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
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 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 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 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 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 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 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 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 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 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 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 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 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 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 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
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 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 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 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 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 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 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 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 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 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 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 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 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 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 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 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 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 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 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 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 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 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 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 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 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 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 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 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 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 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
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
对社会组织开展法 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 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 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 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
对当事人递交 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
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 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 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 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 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 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 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 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 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 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 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 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 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 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 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 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 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 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 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 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 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 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 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 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 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 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 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 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 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 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 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
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 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 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 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
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 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 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 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
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 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 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 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 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 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 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 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 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 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 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 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 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 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 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 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 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 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
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 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 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 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 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 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 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 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 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 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 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 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 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 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 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 生良好的宣传作用；
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 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
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 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 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 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 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 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 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
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 援助队伍储备人才；
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 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
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 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 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 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 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 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 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 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 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 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 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 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 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 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 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 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 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 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 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 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 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 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 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 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 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 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 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 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 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 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 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 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 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 到实处。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 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 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 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 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 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 法律援助服务。
(八)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我国虽然在《条例》中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 支持，但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随后在司法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出台 的意见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逐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但是 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思路是成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并实施 法律援助，并且把整个法律援助纳入一个体系之中，未予细化。而我国由于幅员 辽阔、人口基数大，使得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组织为数众多，由于《法律援助条例》 中第26条第3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所以 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的资金及其工作人员所需的工资福利都需要通过财政加以解 决。不考虑机构运作成本，仅考虑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按每人每年一万元计 算的话，也达到八千多万元，而我国2003年的财政拨款才1.52亿，占了近一半， 目前尚不知晓这八千多万元是否由1.52亿财政拨款支付，如果是或者相当一部分 是的话，那么落实到每一桩案件上的财政拨款就微乎其微了。所以今后我们在构 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时，首先要把机构运行成本同具体案件的运作成本分 别列入预算之中。而且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性，最好能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 预算单独列支，方能真正地起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