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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论·论文政治意图
摘 要： 曹丕的《典论·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新特点,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之作.但在文论造诣的同时也微妙的利用文学说辞道出对士人们的诱导,具有消解士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之政治意图.
关键词： 曹丕；典论·论文；政治意图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60-03
兩汉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以儒家思想为尊,文人可以读经入仕.而进入汉魏时期,中国的历史由“大一统”走向分崩离析,社会动荡,文人思想活跃.统治者为了稳住民心,巩固政权,力图在思想上说服士人,尤其是异己者.曹丕的《典论·论文》产生于这个时期,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新特点,微妙的利用文学说辞道出对士人们的诱导,具有消解士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之政治意图.本文试图从中国文论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去分析《典论·论文》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内容.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令人瞩目的时期,在尤其特殊的人文环境下,文化自然打破汉代的大一统而呈多元化状态,可谓是文学的觉醒和自觉时期,表现文人真性情而非单纯歌功颂德的作品大量呈现.《典论·论文》应为曹丕立为太子前后所作,作品前后曹丕的生存环境主要是争取太子之位.此前因异母兄曹昂战死,曹丕就成为曹操的长子,曹植是其弟,曹丕担忧曹操偏爱弟对已不利,而且在立嗣的原则上,虽说儒家遵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但是这个传统在历代没有严格的执行,加之曹操一直提倡“唯才是举”,所以曹丕始终无法释怀,籍文字表达出文学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文学史立身扬名的有力手段,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
建安时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学创作表现出与前代不同之风,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典论·论文》开一代文风,影响一代之文学,许多文论上新的提法、新的理论呈现在世人面前.比如杨雄《法言·吾子》讲“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句话是在比较“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差异中,说出了“丽”是赋的基本美学特征,而且在“则”的前提下,肯定诗赋之“丽”的美学追求.但是就曹丕的《典论·论文》而言,直接提出“诗赋欲丽”的审美追求,通俗得无以复加,抛开诗赋的道德教化功能,将审美和娱乐功能特征推到极致；《世说新语·巧艺》注引《典论》曹丕自叙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两汉彰显经学家人格时,经常赞扬其少不好“戏弄”,曹丕确不然,曹丕有意夸张自己对文艺之事的痴迷,将文艺之事从政治、道德以及功用中抽离出来,从曹丕的政治地位看,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的观点,正是希望士人沉湎于此类事物,忘记政治纷争与道德准则的思想影响.
西汉时至东汉的仕人的言行必遵循儒家之规范,东汉之时,士大夫以经义为宗,以仁孝为贵,甚至阉官大多在文辞上都比较讲究,那么对于曹操发布的“举贤令”以及曹丕倡言“诗赋欲丽”的理解则自然不可停留在文表,深究其启示意义推论这些举措和主张必有一定的政治企图.而且很难设想在建安时期的血雨腥风社会环境下,曹丕会作一篇与现实政治斗争无关的文章,就是要论文章,也难免流露出政治的谋略,这似乎更符合实情.对《典论·论文》应作这样的理解.反观曹植失宠,似乎也不在于他酗酒犯规,主要源于曹植的政治立场左右不定,有时偏向于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一边,《魏志·陈思王传》斐引《文士传》,曹植的亲信丁廙对曹操称赞曹植的“天性仁孝”.相对于曹操与曹丕,曹植的儒家色彩比较浓郁,这样就给曹操留下这样的印象：曹植缺少政治斗争所必需的强硬态度和斗争谋略.显然丁廙上述所言非但没有帮助曹植,反而加快了曹植失宠的步伐.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观曹氏招麾人才的意图,很明显的就是控制思想舆论的一种手段.把一堆文人招在眼皮底下,即使他们不给自己歌功颂德,但也尽量不给他们留下胡乱发挥,造谣生事的机会.从《曹操集》残存的《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来看,尽管有一些时间七子们或多或少找到了一些归属感,但从总体来看,七子们归魏后的心情郁闷的成分还是多一些的,有自投鸟笼的感受.曹植对七子十分同情并加以宽慰,这样就与曹操将此辈待之以文学侍从的初衷相背离.所以曹植在政治上被曹操遗弃,也在情理之中.
二
前文所述《典论·论文》作于曹魏伐汉的激烈斗争之时,朝代更替虽说是历史必然趋势,末汉无法逆转,但朝野的动荡变化必然引起天下人心的不安,特别是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尤其敏感,他们大多会从舆论的层面在民间呼喊奔告进行反抗.由此看来,创作于这个大背景下的《典论·论文》的主旨不可能是单纯文学之用,其政治意图对应而生,就是要消弭士人的抵制情绪,摧毁士人固守的传统的精神家园,从而减少代汉的阻力,为顺利完成以魏代汉而出此大作.
曹操在建安年间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直接宣称“性不信天命之事”,用突出才能来消解古之以来的道德操守,这必将动摇汉代以来维系秩序人心的经学基础.曹丕此时谈论文之“四科”,文字表面仅涉及文体风格,尤其是谈论诗赋时,只强调“丽”,未提政治功用.我认为两者在文章中表述的差异,并非是文学的“自觉”,称为隐晦的政治居心似乎更为恰当一些.曹丕避而不谈谈道德教化,这与其父的“举贤勿拘品行”相比较,作为政治谋略不但有继承且更有发展,力图摧毁政治劲敌传统儒家之精神堡垒,进而取得政权的成功更替.
荀彧与曹氏父子的关系极为密切,《魏志·荀彧传》说荀彧为上书令,曾进言曹操：“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等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字,使干戈蕺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具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立言,诚佛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此文中的荀彧很显然将曹******作“姬旦宰周”,“姬旦”就作为一个遏防曹操野心的符号,在此力劝曹操在尊崇传统.欲国之稳定,立功立德立言三者均是关键,缺一不可,此******调“立言”乃是重振刘汉之儒家学术及学术规范,进而挽刘汉江山之稳固不倒.但是曹操坚信强权是乱世中维护政权的唯一保证,但是荀彧不服,反而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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