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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曲折探索
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曲折探索 摘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管是历代封建王朝抑或是资产阶级政府，都 希望自己的政权可以万世长存，但最终皆难逃人亡政息的结果。1945年，民主人 士黄炎培将这个现象归结为“历史周期律”，并把它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为此，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努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律;腐败问题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对待腐败问题上展现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 的打击力度，中国共产党反腐进入“新常态”。如此不遗余力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腐败正如癌细胞一样正一点一点地渗透到党的肌体。这不 由得让我们想起了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中所探讨的“历史周期 律”。1945年7月，黄炎培一行到延安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黄炎培出于善意的 提醒，主动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起了关于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黄炎培看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每个朝代在 开始时均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盛世景象，但到了后期则政怠宦成，最终人亡政 息。其实，在此之前，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论文章，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指示延安的《解放 日报》进行转载，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4月12日，在召开的延安高级干 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 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给当时还沉 浸在革命胜利喜悦中的共产党人注入了一针清醒剂。在从西柏坡准备进京之际， 如何居安思危，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式的悲剧，如何真正跳出治乱更迭的“历史 周期律”，就正式摆在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条路究竟以怎样的形 式出现，如何走稳、走远，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做出了艰辛的探索。
一、严惩贪污腐败，杜绝党员干部腐化变质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腐败就像政权的癌症。许多政权的倒台，无疑是腐败 这个顽疾从中作梗。且不说中国古代不胜枚举的前车之鉴，只“蒋经国上海打虎” 失败一例便可见微知著。国民党政府内部犹如一只烂透的苹果，“四大家族”及其 附属关切之流疯狂敛财，贪污腐败大行其道。即使是“太子”蒋经国携“尚方宝剑” 亲自赴上海反腐，也不得不在触及到统治阶级内部利益时铩羽而归，最终导致民 心尽失。这些深刻的教训告诫我们:物必先腐，而后生虫。因此，若不能从根本 上遏制腐败现象，破解“历史周期律”这个难题也就无从谈起。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提醒共产党员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 衣炮弹的攻击。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而党内的某些 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新环境的考验，逐步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毛泽东对此的态度则 是坚决予以打击，绝不姑息养奸。“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 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2］1951年12月，毛泽东还领导开展了“三 反五反”运动。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必须对官僚主义及违法乱纪事 例进行严厉制裁，严重者应处以极刑，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其中，对刘青 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消除党内腐败的决心。毛泽东在反腐惩腐 上所做的探索，对后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消除党内腐败等既起到了警钟长鸣的 作用，又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首先，让人民监督政府。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政府应经得起人民的监督，置于群众监督的阳光之下。切实杜绝真话难说、不敢 说、没办法说的局面，保持和谐的干群关系。其次，实行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 八大后，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律”问题，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执政理念。一 方面，反腐工作保持持续高压态势，并处决了一大批党内党外的“大老虎”，让广 大党员干部从“不敢腐”慢慢转变为“不想腐”。此举不仅有效净化了党风，更增强 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另一方面，加快法制建设，推进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与时俱进，将能够为人民说话的人选举为人民代表，真正做到还权于民。
二、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之所以出现官僚腐败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的严重滑 坡，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放弃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1956年11 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 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3］并且，宣布“用小民主的方法”在 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 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4］显然，毛泽东这是总结了“三反”时的教训，以防出现过度讲解的局面。为 此，1957年2月，毛泽东特意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当前国内存在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区分。1957年5月4日和16日，毛泽东又相继起 草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及《中央关 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忙整风。一部分党外人士出 于善意，积极出谋献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借机攻击我党。与此同时，苏共二 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紧接着，在东欧又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际 上的一系列变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对此，毛泽东 要求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将整风运动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三、发动文化大革命，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 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造成 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其实是要“保证红色江山千 秋万代不改变颜色”。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随着中苏两党之 间的矛盾公开化与全国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 盾的正确认识，开始强调阶级斗争。紧接着，越南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 门，中印之间又爆发了边界冲突，蜗居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更加猖狂地 叫嚣着“反攻大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想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 革命”，使杜勒斯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的 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致使阶级斗争史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了不 恰当的应用，更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过，后来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等事件也证明，毛泽东晚年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仍 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还提高了我们对于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 的警惕性。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毛泽东属于个人魅力型 的政治领袖。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秩序主要建立在个人威信的基础 上，往往会出现两个后果:一是，领袖被看成是救世主，他的权威几乎无所限制。
二是，过于依赖领袖的权威，可其统治秩序的期限却很难超过领袖本人的自然寿 命。［5］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人亡而政息的结果，只有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政治 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继续完善，才能获取公民对政权的长期认可和支 持。
作者:张哲 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