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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有关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动乱 时代。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有关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 赏吧。有关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篇一 浅议法律方法与法律人的良知 摘要本文站在理论法学与法哲学的角度,通过剖析法律方法与法律人 的良知之间的本质联系,独创性地提出两者如何实现“术”与“道”的辨证统一,贯彻 于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以推动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事业进程。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人 法治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10-02 据报道,余某被怀疑杀人,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并在警方的严刑下招 供,审判阶段余某一再称冤枉,但先前的侦办口供中有承认杀人的自招,法官即判 决余某死刑。裁判理由称余某自认杀人,并要求法庭依法判处死刑,本院认为余某 应当被处死。
又据报载,南京一男子彭某因搀扶摔倒的老妇人被告上法庭,一审法院 运用“如果不是彭某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的“常理”推定,作出彭某 赔偿45876元的判决。
因为被告人不想活了,所以本官赐你一死;因为你送她去医院了,所以 你撞了人。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不仅让当事人承担了不公的审判,所涵括的法律逻 辑与法律人良知,也倍受公众质问,成为法治建设中不和谐的音符,有悖法治精神。
“当事人可以接受败诉,但无法接受不公平”。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 价值,仰赖的不仅是法律人的专业素养,更重要的是法律人的良知。
在复杂的法律事实中运用正确的法律方法进行推理与判断,从而确保 司法制度在形式上的落实;持一颗独立公正之良心,对外部言行与判断进行认知实 践,是对法治精神的内外兼修。一个社会法治的推行,与其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具备的法律方法与 法治良知关系最直接最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人的良知与法律方法,是道与 术的辨证统一,共同服从于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在当前我国开展的法治建设进程 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一、法律方法是判断者实现其价值立场的外部工具 法律方法,简言之,即法律应用中的方法,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如法律发现、法 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根据郑永流先生《法律方法阶梯》一书的观点, 法律方法致力于法律应用,而法律应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判断性。所谓判断是断 定事物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形态,而法律应用则是一种适法性判断。
法律职业是一种判断性工作,一个法律人面对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最 重要的专业能力就是判断力。
当一个案件摆在法律人面前,他就必须先从案件事实中提取出案件问 题,寻找规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分析事实构成,建构大前提、进行涵摄, 推出结论。这一系列的逻辑过程,勾勒出运用法律方法进行理性判断的基本内容, 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为主的法律人所共有的思维模式。
古语有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般而言,法律方法,工于用法,显 现的是一个不断逼近目标的功能链:方法改变前提,前提改变结论,结论改变行为。
而应用法律所产生的肯定性或否定性判断,最终表现为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公安 机关和检察院的法律决定、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仲裁机关 的仲裁裁决等,对当事人具有了法律约束力。从法律方法的一般功能,可以看出, 法律方法不外乎是判断者实现其价值立场的工具,但却并非能绝对制约判断者的 恣意妄为的利器。它所指向,仅仅是站在判断者的价值立场下,合乎法律逻辑的结 论,而判断者可独立决定,用不用方法,用何种方法,选用方法的次序,从而达到何种 目的。
法律方法在本质上,并无善恶价值之分,所遵循的只是论证的规则与逻 辑。这种理性的架构,划定了判断者的活动空间,以法律职业独特的思维模式,形成 了法律人所特有的共同的语言与行为模式。法律方法在运用上,则被判断者的权 力所支配,既可扬善,也可助纣为虐,体现出工具论属性,也赋予其法治之“术”的意 义。回到中国法治建设这个大背景,由于法律方法主要解决个案事实与规 范的不对称性,属于内部解决,所以在此情势下,要对法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还 仰仗外部因素如司法体制的转型、大众法治意识和法律权威的形成等等诸多条件 的实现。
二、法律人的良知是判断者实现其价值立场的内心准则 何谓法律人的良知它是指法律职业活动主体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 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基于对这种法律之下的生活实践的体验与反思性的批判,而 产生的以法律为标准的对社会活动主体之行为的善与恶、正与邪的认知、判断、 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意识与能力。
法律人的良知,内涵丰富,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信仰法律和坚 守法律。法律信仰作为法律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必须真正地扎根于灵魂深处,才 能带动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与精神支持;其二,公平和正义。法律人应恪守职业操 守,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 序,予以解决,而不是将私利凌驾于法律之外。其三,理性与自由。良知是真实的人 性,它独立于他权力的支配,只服从于内心的自由信念与理性原则。因此,良知应当 是人性与人的外在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彼此协调、互相融合(支持与 自我克制)的产物,体现理性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个社会法治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具有 的法治良知关系重大。这种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具有或者应当具有的法治良知, 也就是法律职业的独立意识、崇高意识与神圣意识,体现为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 职业自尊心与职业荣誉感。正是这种普遍、强烈而持久的法律职业良知的存在, 确保了法律职业团体及其人员对法的最大限度的忠诚,也确保了整体意义上的司 法公正,从而为全社会法治观念与意识的提高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
法治的昌明特别要求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形成与法治的精神实质高度 契合的、基于法律并以对法律的忠诚为(下转第14页)(上接第10页)核心的法治良 知,而法律人的良知则是贯彻法治价值与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
爱尔维希曾称:“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法律人的良知 反映了法律职业活动主体对待法治及其规范、制度与组织运作的道德情感和以道 德意义的愿望、要求与期待为内容的道德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法律人如何运用手中的工具――法律方法,去从事法律活动。可见,法律人的良知是司法者 实现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立场的内心准则,是实现法治理想之“道”。
三、良知与法律方法的“道”“术”运用辨证统一于法治价值 如前所述,法律人最重要的专业能力是判断力,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法 律方法构建大小前提,进行推论之后,直接带来就是肯定性或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而支配法律方法运用于实践的,是法律人的内心态度与意志。
若说法律人的良知是“道”,法律方法是“术”,道术的应用与法治价值的 实现,存在着辨证的联系。
在正义良心的驱动下,法律方法在法律人手中的正确运用,带来的将会 是合法的程序与相对公平的结果。反之,在私心的驱动下,利用各种形式上合法合 理却不利于实现实质公平的手段与方法,带来的是不正义的结果。可见,“有道有 术”,是实现真正法治的唯一途径,而“无道有术”,则是严重损害法治尊严与价值的 危害行为,更罔论“无道无术”了。
然而,假若一个法律人尽管是本着良知,但由于个人专业技能的低下及 客观因素的作用,导致法律方法的不当运用,亦即“有道无术”,则带来与“无道有术” 相类似的后果,并不能使正义得到伸张、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恰如文首所举的两 个案例,这种法律事实与规范的适用,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也有违民众的预期,诱 导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与司法部门的公信力危机。
综上所述,法律人的良知与法律方法的辨证结合,应当是一个理性的科 学的过程,方能统一于法治的精神下,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四、结语 通过对法律人的良知与法律方法的“道”“术”辨证关系研究,引导我们 进一步思考,在实现现代法治的道路上,两者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同等显赫的地位。
法治良知是“道”,靠的是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对自身道德修养的磨砺 与严格的自律。而个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应当与外部监督机制、例如舆论监督、 组织监督、制度监督等相结合,并应当注意规避不利的影响因素,逐步消除隐患, 端正行风行德。法律方法是“术”,表现出来是法律人的专业素质与技能,这些素质技能 的提高,既有赖于现成理论法学的发展与规范,亦有赖于人才培育机制及考核机制。
现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大力推进司法公正与秩序,应当以人为本,培养 和发展德才兼备的法律人,道术有方,以实现公平、自由、秩序的法治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