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态文学的批评】 生态批评的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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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态文学的批评

(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 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 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 (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 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 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 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 (“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 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 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 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 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 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 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 《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 (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 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 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 (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 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 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 (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 “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 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 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 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着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 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 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 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 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 (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 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 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 (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 (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 色理论”和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着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 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 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 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 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 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 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 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 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 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 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 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 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 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 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 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 (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 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 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 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 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 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 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 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 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 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 “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 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 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 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 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 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 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 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 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 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 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 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 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 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 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 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 “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 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 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 世纪西方美学名着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 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 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 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 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 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 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 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 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 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 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 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

(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 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

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 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 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 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 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 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 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 (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 (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 《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 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 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 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 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 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 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

(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 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 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 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 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 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 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 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 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 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 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 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 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 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 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 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 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

着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 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 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 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对生态文学批评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讨论就开始成 为热点。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乃是生态学的时代,只有生 态智慧才能使人类走出困境。生态批评家用生态眼光看世界的同时自觉地用生态 的眼光看文学。乔纳森·莱文最近指出,根据近年来美国出版的生态专着,美国的生 态批评家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现实主义”生态批评家,二是“社会建构主义”生态 批评家。

(注:JonathanLevin,“BeyondNatureRecentWorkinEcocriticism”,ContemporaryLiteratu re,Vol43,No.1,(Spring2002),p.175.)这两大阵营所体现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从传统的 西方哲学思想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求批评的源泉和养料。他们在生态哲学 思想的启示下,把生态文学批评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 进行全面考察,力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生态价 值观念。同时,他们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社会、文化甚至人类的精神领域, 明确肯定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态性质,把文学批评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 察。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必然要重新审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对于 文学的本源性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 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 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注:曾永成:《生态学——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页,第47页。)文学作为人类对自 身生态进行审美调节的活动,一开始就打下了自然的深刻烙印,并一直把自然作为 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生态思维对自然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生态性整合, 必将带来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

美国当代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因 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指出,“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 一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 的。”(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 月,第82页。)罗尔斯顿所说的“终极”决不是“终极真理”的意思,而是就其广阔的涵 盖性和问题指向的深度而言的。笔者认为,就生态批评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 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它已经到了“终极”的地步。但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 极的科学”,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由此 必然提升到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关注;其次,生态学已把社会和文化置于自然这 个更具本原性的大系统中,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 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再者,生态学把其他科学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加以融会和整合,以纠偏补弊,使之在互补互动中共同优化人类 的生存条件,并把人本精神融注于一切科学,把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融 合成一门科学,从而确立起一切科学对人的生成的终极关怀;最后,随着生态学对 有机体和人类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生态机制和意义的全面认识, 尤其是“对信息与精神的生成性联系的揭示,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物质世界之间 的精神关联即精神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注:曾永成:《生态学——文艺理论建 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页,第47页。),这就使生态学 跃上人性这一生态生成之巅,具有又一层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