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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论是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之 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水浒传》用其酣畅淋漓 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作为封建社会统治下的文学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无论在主观还是在客观上都 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小说中的这种儒家思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表现：
一、从朝廷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孟 子·梁惠王下》），相反，如“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所谓，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 还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是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这 些见解和主张对任何时代的掌权者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说明人心向背关系到 国家和君主的命运，社会治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为政的得失。他们认为：要想国 家长治久安，国君必须首先正己，同时，还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选贤任能。孔 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水浒传》的作者无愧为优秀的文学家，他用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观点观 察社会，否定程朱学派“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 道理”的说教，把矛头直指无道昏 君。在《水浒传》的《引首》中，作者歌颂了由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两个贤 臣辅佐宋仁宗而出现的安定昌盛局面。从第二回开始，则把矛头转向揭露“昏君 无道，宋室不竞”的情景，写宋徽宗在称帝之前就对“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 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做了国君之后，更“六宫多少如花女，却与唱淫贼 辈游”，荒淫无度，并且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他还重用了蔡京、童贯、杨戳、 高俅等好邪之辈的大臣，一贯的巧言令色，糊弄皇上，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拉 拢亲信，对人民巧取豪夺，对起义军血腥镇压，但在外族入侵时却软弱无能，连 吃败仗，其至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奸臣高俅是作者描写的重点人物，他“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 会”，活脱脱的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因胡作非为，屡教不改，被其父告到开封 府，断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金圣叹 就此批曰“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像高俅这样一个坏事屡做不止的浪荡子弟，封建官府不容他，人民群众不容他，以至于生身之父都不能容他，然而却为朝廷 所赏识，他的发迹似属偶然，其实是与道君皇帝气味相投，物以类聚而已。他飞 黄腾达之后，仍然无恶不作，成为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究其根源就是昏庸透顶 的道君皇帝在做其后台。这正显示出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批判锋芒。
二、从梁山好汉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热情歌颂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好汉，以先 秦儒家的人伦道德为准则，歌颂了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儒家学派认为，明人 伦守道德是人异于禽兽的最根本所在。讲究义、礼、智、忠、信等是作为“君子” 所必不可少的品德修养，除此之外，还认为只要“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人皆可 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
在小说中，以晁盖、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好汉是很讲孝悌、仁义、礼智、 信行、忠良的，与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恰好相反。晁盖，待人“致诚”、“仗 义疏财”，是远近闻名的好男子”，“天下豪杰乐至门下”，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 封建统治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勇于反抗，与吴用等智取生辰纲，给贪 官污吏以沉重的打击，上梁山做寨主之后，与众弟兄共同聚义反抗官府，为民除 害，“交情深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获得了很高的威望。
宋江，可以说是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典型代表，因为讲仁， 他仗义疏财、慷慨助人，人称“及时雨”；
因为讲义，他担着血海般干系挺身救晁 盖，使七条好汉得以逃离魔掌；
因为讲礼，以至于连李逵这样威猛强悍的人都愿 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做保镖；
因为讲智，才取得了像“智取无为军”、“三打祝家 庄”、“三败高太尉”等战役的胜利；
因为讲信，他只要答应了许人财物，就决不 失信于人。他成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化身。在征辽战争中，面对辽国高宫厚禄的 诱降和吴用“弃宋从辽”的劝说，宋江却说“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 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下不容恕！吾辈 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1]694这番话，体现出的正是儒家的忠君思想。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
而武松则是 “ 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 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另外，在《水浒传》的具体描写中，作者张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蕴含 着儒家伦理学派“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智取生辰纲开始，梁山泊英雄好汉就与封建统治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他们严惩邪恶势力，打州 夺县，劫狱开仓，救济百姓，使梁山泊成为一块光明的天地，体现的正是一种以 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尽忠尽力的可贵精神。”[3]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 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 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 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 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 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
花和尚鲁智深 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 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 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
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 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实践的 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
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 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 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 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 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 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 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 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 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 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 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 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 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 ，在这些封建正 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 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 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 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 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 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 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 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 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 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 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 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 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 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 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 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 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 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