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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的改造和人的现代化
国民性的改造和人的现代化 公元前359年,为了富国强兵,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为了使新法令取信于民, 行之有效,商鞅想出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办法。他派人在栎阳城的南门树起一根 三丈长的木杆,在一旁挂了一副布告: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口,赏予十金。但围 观的人不大相信扛一根木杆就会得到赏金,所以没人愿意去扛。后来,布告上的“赏 予十金”又改成了“赏予五十金”。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个大汉,抱着试探的心理 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官吏果然赏给了他五十金。这件事传开,老百姓才 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这自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青年时代的毛 泽东却从中看出了国民的悲哀。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一所中 学就读时,选择这件事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他说:“商鞅之法,…… 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费 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 境有由来也。”他的结论很明显,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于民智黑暗;改革 社会,救国图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 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 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的日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 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 新民德”,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
这里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鲁迅原是学医的,他曾想 用现代医学,来救治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痛苦,并以此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 仰”。但后来,在一次上细菌课前,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看到日军枪决一 个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精神麻木,熟若无睹。这给鲁迅以强烈 的刺激,他由此想到,“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 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中国人急待医治的,尚不是病弱的身体,革命的“第 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毅然辞医修文,放下治疗人体的手术刀,拿 起了文艺这把解剖人们灵魂的“手术刀”。鲁迅认为,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弱点并不 是十分了解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民族的病态”揭露出来,让中国人自 己认识自己,从而惊觉,从而奋起。鲁迅揭露和剖析国民性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他的 小说和杂文来实现的,在他的文章中,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如瞒和骗、逢场作戏、 看客式的无聊、卑怯与势利、不思反抗的奴才心理等等无不得到暴光,并且鲁迅 还痛下针砭,深中时弊,甚至让今天的中国人也会时或感到脑门上被扎进热辣辣的一针。
应该说,鲁迅提出的“改革国民性”,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批评。在中国人 民向现代化阔步前进的时候,这种针对“国民劣根性”的自我批评,仍然需要。正如 我们现时所看到的,由“国民劣根性”产生的种种弱点,正在严重地阻碍着改革开放, 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
二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国民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由国民劣根性而产生的 种种文化心理和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人的现 代化的实现,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