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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人民文学
郭沫若和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杂志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当年作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 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文协主席茅盾兼任该刊主编,并为刊物写了发刊词。而 《人民文学》刊名,编辑部欲请毛主席题写。毛泽东谦虚地给主编“雁冰兄”写一 短简,说他不合适,宜由“沫若兄”书写。于是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慨然允诺给刊物 写了刊名。郭老的字一直沿用到1966年5 月,因“文革”要“砸烂文艺黑线”,《人民 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这时文化工作仍受“四人帮”控制, 《人民文学》的刊名,改由毛泽东主席题写。郭老除了为《人民文学》杂志题写刊名外,《人民文学》向他约稿,差不多 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
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 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 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临摹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 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必要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 什么,我们都要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
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 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做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 插图。
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 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了《人民日 报》,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执行主编秦 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 缺好稿。这时白尘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 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 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
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 胡风运动,等等),随后的“大跃进”(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大跃进”,甚至也 要“放卫星”),茅盾等作家只有搁笔。但在郭老这位情绪型浪漫派作家,好像什么时 候都能写,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 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特色,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 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意见。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 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 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 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 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 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 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
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 1962年4月27日,毛主席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 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 准备5月那期发表,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 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 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白尘的 要求,郭老欣然接受。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 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 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毛主席,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 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毛主席词六首中 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 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毛主席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 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 深秋。
郭沫若常常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记得1954年11月中旬, 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 的讲话,此后不久,郭老写出一篇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文章《反社会主义 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 来赞同对胡风问题定性的。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 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 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也代表了官方意见。
“文革”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 字的着作,都可以烧掉。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 吗又有谁能在“文革”中 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文革”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 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 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这与作者对“文革”发动者的“紧 跟”,是否有关系呢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罗思鼎的文章,不断地 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 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 先”……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 蒋介石。明明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 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郭老1978年辞世后,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 章,才知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 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 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最后说了一句:“我是指的 蒋介石。”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 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
所以“四人帮”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 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郭老与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