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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赌博借贷法律特征综述
澳门赌博借贷法律特征综述 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后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呼吁经济 多元化，避免产业单一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产业单一的问题仍 然没有显著改变。博彩作为龙头产业，不仅是澳门的主要税收来源，支撑着澳门 政府和社会的运转，也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成为某些刑事犯罪的孳生地。根据澳 门检察院统计，非法移民及其相关罪行、不法赌博、高利贷、侵犯人身自由、洗 黑钱及有组织犯罪等，始终是澳门的多发犯罪，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不法赌博高利贷为例，自2003年以来，每年立案数都在250宗左右，一 些人抓住赌客赌输后急于翻本的心态，借钱给赌客抽取高额利息，进而禁锢、胁 迫债主还债。以2009年的一宗高利贷案件为例：嫌犯甲、乙及丙合意合力，彼此 分工，以来澳赌博的韩国人为目标，向赌客借出款项作赌资并抽取不法利息。按 照彼此的计划及分工，嫌犯甲主要负责在澳门各赌场内寻找韩国赌客，嫌犯乙及 丙则主要负责看守赌客直至清还欠款，而嫌犯乙还负责租赁用于看守赌客的住宅、 记录及保存借贷数据等其他细节工作。一次，在某娱乐场的赌厅内，在一名韩籍 女子的介绍下，嫌犯甲向被害人借出l0万港元作赌资，借款条件是将在被害人的 赢局中抽取赢款金额的50％作为利息；
倘若被害人将借款输光，将每三日收取1 万港元作为利息。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条件后，直至被害人将上述借款全部输光， 嫌犯甲共抽取了大约10万港元的利息。同日，嫌犯甲将被害人带往其位于澳门的 住所，在此后二十余天的时间里，被害人一直被嫌犯甲、乙及丙轮流看守，并将 住所大门反锁而被禁止自由离开。另一被害人也是以基本相似的情节被禁锢，并 遭受毒打。此后，嫌犯甲多次使用属于被害人的银行卡从自动柜员机提款共5． 15万港元，并将之据为己有。案发后，三嫌犯因此被控触犯：《刑法典》第219 条第1款及于第8／96／M号法律第13条所规定并处罚之为赌博之高利贷罪；
第 152条第2款a项所规定及处罚之加重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第219条第1款及于第8 ／96／M号法律第l4条所规定并处罚之文件的索取罪；
第148条第1款所规定及处 罚之胁逼罪；
第198条第1款a项所规定及处罚之加重盗窃罪；
第6／97／M号法律 第6条所规定及处罚之不当扣留证件罪。
事实上，赌博高利贷由来已久，甚至衍生成一个行业，这些放债人民间称 之为“大耳窿”，④他们以在赌场向赌徒放债为业，以私刑为讨债手段，这些利用 赌徒“翻本”心态的高利贷与赌场共生存，也因此成为博采监管的重要内容。“自 费赌博，至多会把人输成穷光蛋，而一般不足以使人走绝路。因赌博而烧炭跳楼 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因为欠了赌债。赌博之害实则赌债之害。而赌博高利贷之害实则赌债之害中的害中之害。” ②正如前述案例所表明的情况一样，这种赌博借贷不同于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借 贷。从放债人的角度来看，赌博高利贷是一种“跑了和尚便跑了庙”的生意，离开 了非法拘禁及暴力等犯罪手段，这生意便很难做成。为打击或减少因赌博高利贷 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澳门第8／96／M号法律第l2条规定“一、凡意图为自己或他 人获得财产利益，向人提供用于赌博的款项或任何其他资源者，处相当于高利贷 的刑罚。”《刑法典》第219条规定放高利贷为犯罪。⑧《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 了“在消费借贷合同中，如订立之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之三倍，则视有关合同具有 暴利性质”。在澳门，法定利率由政府以行政命令不定期调整并公布。根据第29 ／2006号行政命令，现行法定利率以及无指定利率或金额时订定的利率均为九厘 七五。既然赌博借贷是这个行业的衍生品，规范及限制就成为政府唯一可以做的 事情。为了澳门博彩事业的正常发展，杜绝或减少因此带来的弊端，澳门颁布了 第5／2004号法律《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该法第16条规定：“按照 本法律的规定获赋予资格的实体，在从事信贷业务时作出的事实，不视为七月二 十二日第8／96／M号法律第十三条所指向他人提供用于赌博的高利贷，该条规 定的效果亦不适用于该等事实。”因而使博彩借贷合法化，并成为法定债务的渊 源。
根据澳门《民法典》规定，债务分为法定债务和自然债务。第1171条规定：
“特别法有所规定时，赌博及打赌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
涉及体育竞技之赌博及 打赌，对于参加竞技之人亦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
如不属上述情况，则法律容许 之赌博及打赌，仅为自然债务之渊源。”第396条规定：“单纯属于道德上或社会 惯例上之义务，虽不能透过司法途径请求履行，但其履行系合乎公平之要求者， 称为自然债务。”也就是说，对于自然债务，由当事人自发给付，而不能依法强 制给付，自发给付的也不得请求返还。在澳门，除了赌场以外，赛马、赛狗、即 发彩票、体育彩票等都是法律容许的赌博。假如在没有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赌 客用上述博彩经营者借贷资金进行赌博，这种债务就属于自然债务。第5／2004 号法律第4条规定：“按照本法律的规定提供信贷，则产生法定债务。”同时该法 律亦规定了提供信贷的实体和中介人的资格，以及合同形式，而该等合同的内容 及其修改拟本，也必须获得政府的核准。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借贷关系均不具有 法定债务的效力。自从该法律实施后，信贷实体不仅可以借用司法诉讼手段在澳 门法院声请追讨债务，对于境外的借贷人，还可以选择有管辖权的境外被告人所 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宗借贷人为台湾籍投注者的案件中，信贷实体选择台湾 地方法院诉讼追讨有关款项。台湾法院在判词中确认了台湾法院的管辖“符合‘被告应受较大之保护’原则”，“原告已选择就对被告最便利之法院起诉”。同时确认 有关信贷“所生之争议以澳门地区之法律为准据法”。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有充分辨识能力之完全行为能力人，应知悉赌博行 为系澳门地区法律所允许之行为，而仍于澳门地区向原告借贷款项从事赌博行为， 为尊重澳门地区之法律秩序，被告之行为白应受到澳门地区法律之规范”，因此 被告辩称赌博行为所生之债违反台湾公序良俗不可采纳。有关判决显示，台湾对 待博彩合法化地区合法借贷的这一态度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适用外国法时公序 良俗的审查问题，法官在另一涉及美国内华达州博彩案件的判决中(台湾“最高法 院”83年度台上字第130号民事判决)阐明，适用外国法不得有悖于本地公共秩序 或善良风俗系指适用外国法之结果，与本地公序良俗有所违背而言。并非以外国 法本身之规定作为评价对象。仅从个案而言，原告获得了胜利，保护了本身的合 法权益。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案件不仅成为澳门博彩业信贷实体境外追债 成功的先例，法官的有关司法见解对于博彩为非法的司法辖区，或许也具有参考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