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兼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的法理学问题（上）】 自由和理性

相关热词搜索：

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兼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的法理学问题（上）

关键词：技术理性，公共政策，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创新 对知识分子来说，合理的事物是这种制度的最佳功能，是这一制度延 缓了灾害的发生，而不过问该制度在其总体中实际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状态。

……知识社会学为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安排了说教的场所，在那里，知识分子能 够学到忘却自己的本领。[①]——特奥多尔·W·阿多诺 一、问题提出 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带着人们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着这个世界。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其实并没有让多少人清醒过来，科学家的乐观主义也并未因 为人文学家们的悲天悯人而有所消减；
相反，技术进步与日益增长的财富迷惑了 人们的双眼，并衍生为各个学科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在此影响之下，正统经济学 家们将“经济增长”变成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的信念”[②]；
而近代以来的概念 法学实质上就是这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法学领域里的产物[③].在这些表象 背后尤为深刻的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正在成为 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我们，我们甚至还茫然不觉。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④] （Frankfurt School）为我们描绘出的工业社会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这种景 象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生态的破坏、战争的威胁、社会秩 序的急剧转变、人们思想和意识上的不安，在在都显示知识增长并非一个可以无 限膨胀的气球。”[⑤]于是，我们的耳边又再次地响起了美国学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过我们的话：“增长的极限”！[⑥]但这一次，似乎不 单单是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为 借口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出台；
而在各种政策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唯一有可能被忽视的只是个人自由。由是，曾经被人们世代珍视的个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术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地残存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大 有被淹没的危险。[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在人们追求科技进步 与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寻找一条实现个人自由与发展的途经。

制定新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审视这个问题。[⑧]因为 产业技术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进技术改造和经济增长的信念之下，是一国 政府谋求社会发展的一种措施或者策略；
同时，产业技术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 及到如何认识和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 分支。一般来说，国家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 策、产业区域政策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⑨] 狭义地理解产业政策，认为它主要指国家针对产业结构状况而制定的 政策。例如，有人认为，产业政策是针对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 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 设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主要在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 术语。本文中，我们也采取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将国家产业政策表述为：国家 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以特定的产业指向为基础，综合运用财政、 税收、金融、价格、外贸及外汇等调控手段的政策体系（或政策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经济学关注的 一个重要内容。[11]在中国官方文献中，该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之中，但实际上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政府便 开始广泛推行与实施产业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小涓研究员认为，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政府重视并制定了较多的产业政策：第一，中国 经济增长始终受到结构失衡问题的制约，因而调整结构长期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 要内容；
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都不足以保证国民 经济协调发展和调整失衡了的产业结构；
第三，战后后起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如日 本、新加坡和韩国等成功经验，使得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对产业政策在结构 调整中的作用抱有较高的希望值；
第四，产业政策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政府干预方 式，它为主张政府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和主张市场机制中政府对经济的间接调控 的两种意见，都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存在着两种理 论观念，即“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国家需要赶超型发展”（也即常常提到的 “跨越式发展”）。正是这两种理论观，为中国在转型时期推行许许多多产业政策 提供了理论依据。[12]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尽管经济学界和中国政府对国家产业政策问题较为重视，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但法学界似乎并不热衷于此。当然，经济法学 从“产业法”的角度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杨紫烜教授主编的全 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经济法》第四编“宏观调控法”中，也设专章 讨论了“产业法律制度”。[13]同时，在科技法学的研究中，也有学者从产业发展 角度来进行直接论述；
[14]但其中大多数的研究还是从“科技奖励制度”、“科技成 果转化法律制度”、“技术市场法律制度”和“高技术法律制度”等角度，进行了一 些间接性的论述。[15]显然，这种研究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经济法学中“产业法”的提法，也有的学者直接称之谓“产业政策法”。

[16]是否要提出一个专门的法律门类，本人认为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关键是 我们需要展开这方面的具体而实在的研究。因为产业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一种事 实上的关联，它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产业政策是某些法律制定的依 据，如我国1996年《电力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电力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电力发 展规划，符合国家电力产业政策”；
第二，有些产业政策本身就是以法律形式出 现的，如日本《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振兴专用机械信息产业临时措施 法》（1978年法第84号）等；
[17]第三，某些法律的实行，便是为了某种决策提 供政策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8]第4条规定，环境评价 即“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第6条所规定的建立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基础数据库 和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就是为了产业或产业技术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在传 统法律门类中，也包含了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如专利法、反垄断法、金 融法和税收法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很多产业政策表现为政府或其 职能部门的法规或规章，甚至是规范性文件形式，缺少体现法律性质的责任制度 作保障，因此认为我国不少领域只有“产业政策”而没有“产业政策法”。[19]这种 看法，反映出我国目前产业政策的法律化程度不高的现象。[20]不过，本文对政 策（policy 鉴于我国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本文试图在技术理性和社会发 展的双重压力之下寻求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同时，以产业政策与法律之间存在的这 种“事实”关系为分析基础，并重点就产业技术政策部分进行论述。当然，本文研 究的出发点和趣旨在于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理论。

另外，这里需要界定一下本文所使用的“科学技术”的概念。严格地说， 科学技术一词（简称“科技”）所指的“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的 观点认为，科学即为自然科学，并侧重于理论研究；
技术即为应用技术，侧重于 应用领域。但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以致于人们难以将它们再次分开。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有过一些有趣的论述。他认为， 科学是技术的上层建筑，尽管科学总是姗姗来迟，但每次都应邀赴约。不过，到 了17世纪，靠技术的帮助，科学便不再姗姗来迟了，因为那是技术和科学“订婚” 的年代；
而在19世纪，二者便正式“结婚”了。因此，我们谈论现代科学技术时， 往往是将科学与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22]在这种语境和意义上，本人反 对将“科学”一词泛化，特别是将社会科学也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看待的做法。

例如，有的学者在谈科技对法律的影响的时候，将社会科学也作为科学纳入视野， 这就混淆了学科的基本分类体系，实际上也是偷换了概念，回避了所要讨论的核 心命题。[23]因此，本文在使用科学技术一词的时候，是将科学与技术作为一个 整体来看待的，但没有将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范畴纳入研究视野；
而文中出现“科 学”或“技术”单独使用的时候，往往只是侧重强调科学技术在理论或者应用方面 的含义。

二、技术理性：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技术理性也可以称作“理性之蚀”，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解构社会的 一个重要概念，现在又演变为各种技术帝国主义的分析范畴。提出这一问题，主 要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压倒性优先地位，人们由此产生的技术依赖，以 及人们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均衡的复归。例如，在对信息管理、遗传基因、环 境破坏、尖端医疗技术等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中，社会已经极大地依存这些专门 领域中的专门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人又很难接触或者参与这些领域中的决 定程序），而科技本身又欠缺“责任心”，于此同时，社会整合中的宗教、道德的 统合能力却在不断地下降，因此人们便希望以对法律关系的信赖为基础，重新复 归一种均衡的市民生活状态。[24] 理解技术理性，需要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开始。大体而言，法兰克 福学派的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思想层面，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 批判；
（2）社会层面，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
（3）国家层面， 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这里，我们主要讨 论的是第三个层面中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当然，这三个层面也并非各自独 立，而是相互照应的。[25]因此，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 涉及到其他层面中的某些问题。

作为人本主义思潮的一支劲旅，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就是在西方反科学 主义斗争中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有人将其科技哲学思想概括为“理性观”、“批判的科学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这四个方面。[26] 而实际上，正如整个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本身一样，我们很难对它有一 个总的评价。[27]不过，总地说来，它的科技哲学思想都是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 性的角度出发来阐述的。因为批判理论在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 批判的同时，对科技与理性、统治、意识形态、人的未来及自然等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揭示，而其理论核心和批判工具便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28] 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 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 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 上的；
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

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 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而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

[29] 这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年）的一个著名 论断。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科技不再具有中立性，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或 意识形态。在此之前，人们普遍所接受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价值中 立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观点和思想，只是掌握技术的人赋予了它价值取向。

然而，马尔库塞认为，一旦确认了一种纯“物质性”的东西——技术——本身具有 “意识性”（即理性），那么技术就必然会超越它自己而具备“自己的价值”了。他 说，“面对这种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那种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维持下 去。技术本身不能脱离开技术所赋予的效用。这种工业技术社会是一种已经在各 种技术的概念和构成中运转的统治制度。”[30] 当然，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正在不断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 求，消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使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一面。

马尔库塞则在这富裕和美好的工业社会表面发现了其作为整体的不合理性。他 说：
但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是不合理的。社会的生产率破坏人 的需要和人的才能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和平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社会的进 步依赖于平息（个人的、民族的、国际的）生存斗争的各种现实可能性的压抑。

这种压抑，极不同于我们的社会以往的、较不发达的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今天不 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和技术上不成熟的状态起作用，而相反地是实力地位起作用。

当代社会的各种能力（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我们的社会，在一 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以技术而不是以恐怖来 克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而显出特色。[31] 马氏的这段论述，虽然区分了传统社会（或称“较不发达”社会）与当 今社会的不同特点，但他的说明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是很清晰和不是很明朗的地 方。是的，当今社会由于技术的介入，使得社会力量大得“不可估量”，也使得社 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大得“不可估量”，同时克服各种社会力量的“离心力”，然而， 它又为什么压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并使“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平息生存斗争的各种 现实可能性的压抑”呢？ 我们如果能够回到马氏在《单面人》导论中的开篇，问题便会清楚一 些。

能灭绝人类种族的原子〔战争〕的大灾难的威胁，不也就是用来保护 使这种危险永存的同一种力量么？防止这样一种大灾难的努力，使探究在当代工 业社会中大灾难可能发生的种种原因相形见绌。这些原因仍然未 这部著作完成的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东西方对抗的危险中， 公众退却了，已经失去了批判能力，将自己的需求和自由让位于“公共安全”或“国 家利益”，并接受“防御”性质的教育，“忍受”着“生产毁灭性手段”，最终使“防御 者和他们防御的东西都一样成为畸形”。[33]其实，那个年代也正是人们对理性主 义进行反思的年代，而我们在反省自己的过程中又陷入了新的理性困惑之中。

当然，自20世纪末东欧集团瓦解以来，以核威慑为主的东西方对抗已 经淡化了。但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又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远未过去。

同时，科学技术成为了一股绵延的更加强大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党派”或“主义” 之类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成为了主宰社会生活的重要因 素，并克服了各种“离心的社会力量”。[34] 在本人看来，这就是马尔库塞的独到之处：他从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显 现的（如人的需求的增长、环境破坏、战争残酷等）和隐性的（“虚假的”意识形 态、丧失自我、失去自由等）困惑与满足中，发现了技术正在日益增长的巨大作 用，特别是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工人和老板欣赏相同的电视节目，打字 员和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妩媚，黑人开着“卡迪拉克”等等，这些并不表明各个 阶级的消失，只是表明下层人们分享“用来维持现存制度的各种需要和满足所达到的那种程度”。[35]他认为，虽然科技进步的成就避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指控并 使合理性的“虚假意识”成为真实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相 反，“在一定意义上说，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它的前身是更加意识形态化的”[36]. 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这种不合理中存在着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却足以遮蔽人 们的视野而使人们忽视其中的不合理性。因此，马尔库塞只得无奈地写道：
我们重新面临发达工业文明中最令人烦恼的一个方面：它的不合理性 中的那种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率、它的增加和扩展各种生活舒适品的能力， 它的变废物为必需品、变破坏为建设的能力，这种文明把客观世界改造为人的思 想和肉体延伸所达到的程度，使得这个异化概念本身成了疑问。人们在各种各样 的商品中认识到他们自身；
他们在汽车、高保真度的收录机、错层式的住宅和厨 房设备中找到了他们的灵魂，把个人栓到社会的这种机制本身已经改变，并且社 会控制在它引起的各种新的需要中得到确立。

这些盛行的控制形式，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技术控制。无疑，生产性 的和破坏性的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功效，一直是使全体居民服从于整个现代确 立起来的社会劳动分工的重要手段。更有甚者，这样的一体化，常常伴随着各种 更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司法机关，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这样。

但是在现时期，各种技术控制手段是为了所有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作为理性的真 正体现而出现的。它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 切对抗都是不可能的。[37] 于是，正如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先生所扮演的那样，人们成为了整个社 会机制中的一个零件，“随大流”地被迫不停地运转。一个失去了批判精神的社会 被精密地组织在一起，人们无法在其中去发现其作为整体或系统的不合理性，也 更不可能去对据此构筑的社会进行批判。此时，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现在已 不再处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幕后，而是居于前台，对统治人们发挥着直接的 工具性和奴役性的社会功能。并且，科学技术愈发达，人们所受到的奴役和统治 程度就愈为深重。[38] 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眼中，科学技术的这种意识形态化是 一种科学技术的“异化”，它阻碍了人们对于真实事物的判断，将人们的行为捆绑 在技术、机器之上，使人被物化，并成为科技的附属物。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年）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 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
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 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39]而且，科技一旦被意识形 态化以后，对于过去的统治方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过去所进行 的“双重统治”――即以人对自然和人对人的统治为特征的统治，现在则都以科技 作为媒介或中介来完成；
并且，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设计精致而又无限膨胀的 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体制。

认识到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资本主义官僚体制所带来的僵化以后，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一种新的启蒙理论。他们认为，启蒙本身是对自己的绝对 否定，它不是进步的直线式的实证主义，而是通过新的社会野蛮、通向它自己制 造的、管理的世界的强制集体的途径。”[40]官僚主义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理性之 蚀”使社会僵化，这种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使自主的理性，即启蒙运动的至善合 理化了，而且把它归结为抽象的目的关系与中介关系。”[41]如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一样，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也看到了国 家社会主义和技术世界的基本关系，但他们却批判了这种关系，认为它并不是对 “内在的真理和伟大”的肯定；
并揭示前苏联社会抑制和社会变化的前景就是压抑 个体的自由和人性，而只能“自由地”集体行动。[42]霍克海默认为，“法西斯极权 国家是工业社会转变为野蛮的唯理主义的顶点”[43]；
同时，他批评了那些只集中 于现实的一个方面而排斥其它方面的社会理论，认为它们导致了一个经常为法兰 克福学派攻击的方法论上的谬误：拜物教。“霍克海默与劳动拜物教的对立表达 了其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方面：人对感性幸福的要求。”[44]他认为资产阶级文化与 个人固有的满足之间存在敌对，而且从总体上已经忽视了个体的满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都是一成不变的话，那就太 教条了。实际上，在第二代学者中，很多观点都进行了修正。[45]尤尔根·哈贝马 斯（Jürgen Habemas）反对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 的论点。他认为，在马氏的技术观中，无论是将科技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将科技看 成“纯粹性”生产力，都会使我们为了取得另外一种性质的技术而抛弃我们现有的 技术。而这种用“二者择一的态度对待自然”的方法，不可能得出一种“新的技术 观念”。哈贝马斯说：
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可以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能够〔同 我们〕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作〔生存〕 伙伴。在主体通性（Intersubjektivitaet）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动物、 植物，甚至石头具有主观性，并且可以同自然界进行交往，在交往中断的情况下， 不能对它进行单纯的改造。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可以说至这是哈氏技术观的一个理论前提：把自然当作伙伴，并同自然界进行 交往。他首先根据阿尔诺特·盖伦（Arnold Gehlen）的论点，认为技术和目的理 性活动[47]的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他认为，技术的发展同解释模式是相 应的，似乎人类把人的机体最初具有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功能范围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个接一个地反映在技术手段的层面上，并且使自身从这些相应的功能中解脱出 来。[48]他说，“对现有技术的选择，即对作为对立面，而不是作为对象的自然界 的设计，是同一种可选择的行为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即同有别于目的理性活动的、 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两种设计是劳动和语言的设 计，是全人类的设计，而不是一个个别时代的、一个既定的阶级的，一个可以超 越的状况的设计。”[49]可见，在认识到自然界的主体性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技 术就不单是以征服或改造自然为目的的选择，而更多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这 种安排是超越阶级而为全人类设计的。接着，哈贝马斯以“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 的根本区别”[50]为出发点，将技术社会中行为导向的规则体系分为技术规则和社 会规范两类，并对两者进行了详细地考察。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或工具的和战略的） 活动系统。他解释说：“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 合理的选择，或者二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 以经验知识为基础；
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 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这些预测本身可以被证明是有 根据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 知识为基础。分析的知识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普遍准则的推论。

这些推论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 条件下得到实现。但是，当工具的活动按照现实的有效控制标准把那些合适和不 合适的手段组织起来时，战略活动（das strategische Handeln）就只能依赖于正确 地评价可能的行为选择了，而正确的评价是借助于价值和准则从演绎中产生 的。”[51] 而社会规范则是作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的交往活 动系统。哈贝马斯说，“另一方面，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 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 为期待（die Verhaltenserwartung），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 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
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 到体现。当技术规则和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经验上是真实的，或者分析上是正确 的命题的有效性时，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则是在对意图的相互理解的主体通性中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义务得到普遍承认来保障的。”[52] 这样，哈贝马斯对这两种行为规则的定义、机制、功能、合理化基础 和受破坏后的制裁进行了比较，并列表如下（表1略）。[53] 这种分析就改变了马尔库塞试图再次保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 洁性”的倾向，将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框架和以目的理性为基础的子系统统一起 来。由于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们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的彻底 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几乎是走上了一条毅然决然的无归路。因为他 们的理论缺乏建构性，无法面对科技不断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哈贝马斯 通过论证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及其合法性基础，将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所以，哈贝马斯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是为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寻找到了一条发 展路径。这大概就是国内学者称哈氏不仅着眼于“破”，而且还希望有所“立”的地 方。[54]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实际上是现代人对17世纪以来科 学技术和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种反思，也为后现代主 义社会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批判的科技哲学，该学派对实证主义进行 了广泛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了“科学主义”思潮，力图以人本主义出发，确立一 种与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单面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批判性或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而 这种批判性或否定性正是西方哲学的精髓，——因为我们只有拒绝赞美现在，才 能保证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动摇了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想基础，也几乎瓦 解了由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梦想。科技、现代性使人异化，使生命作为一个具有 丰富情感与文化内涵的完整整体的意义消失。而这种意义的消失，导致了人的基 础价值的不复存在，使人类失去了共同奋斗的更高的价值目标。这样，“只停留 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 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 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 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把人类推向 自我毁灭的边缘。”[55]尽管这种描述听起来使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但它确实指 出了那种唯技术论者在对待技术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倾向所潜在的危险。从这个角 度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了游荡在这个世界中的“幽灵”—— 技术理性，这无疑是为我们敲响的警钟。三、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的推进 社会进化理论一直是古典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理论；
而今天，我们经常 可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与“后工 业社会”、“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等相互关联的词汇中，发现其中与社会发 展相关的某些前沿思想。黄平先生归纳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中对现代性“阴 暗面”的论述：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 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 的负面效应。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 迫使许多人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 有预见到，“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在社会学 的理论传统中，环境——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另一个例 子是强力行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 月里才有的事情，“专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 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的其他事件， 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56] 因此，在社会学分析的现代视野中，技术理性统治仅仅是工业主义 （industrialism）后果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由此形成的官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 极权与专断，还存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人们对科技进步与社会 发展所持有的坚定不移信念的负产品。它导源于人们对发展理念的一种认识惯性， 或者是对发展的固有倾向（immanent trends）——通俗地说，就是对“发展是硬 道理”的一种认识倾向。因此，社会学家们认为，“由技术导致社会变迁往往具有 非计划的、似乎是必然的性质。一旦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一般来说，人们就不会 顾其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潜在影响而去利用它。”[57]但是，建设性的后现代 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美国学者费雷（Frederick Ferre）的话来说就 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 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58]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 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花园的修理同样不能拒绝科学技术。借用科学家兼作家 C·P·斯诺先生的说法：“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我 们不能检视自己，从任何个人救世原理中得到安慰，并依托于我们善良天性支持 我们自己。谁要是这么做，就会从他自身所发现的最坏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幻想那里受到折磨：他未曾运用理性去探究非理性的东西。”[59] 尽管理性之蚀在今天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检视何谓理性与非理性，但用 理性去推动社会发展，一直被看成是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责任。因为在每个个体都 以自己的“私的”利益为目标的追求中，整个社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而为了公 共目标和国家安全，国家或政府——即掌握了公共资源的公权力主体，便有义务 和责任去推行某项公共政策。一国政府如何运用科技促进产业、经济与社会协调 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或政府来说，这就是所谓产业技术政策问题。这一问题实际 上涉及到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也就是法律在推行相关公共政策时的作用以及 法律本身所蕴含的公共政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本人提出未来20年我国科技 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将现行的科技活动及产业技术政策进行“法制化”。[60] 这不仅是因为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适应与跟进，其中特殊的原因还在于技术社会 对传统社会形态中的习俗权威的颠覆（如宗教社会中的领袖），因而我们不可能 冀望于法律之外再去营造或允许新的“权威”。

不过，政治体系中的权威人士如部落酋长、首领、总统或领导人，往 往产生于既有的习惯、规范和法律，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推行公共政策时，必然对 既有秩序（也即其“权源”产生的依据）的维护和尊重。因为这是他们存在的合法 性理由与基础。但是，是否权威人士不是产生于原有的习俗或者法律秩序，或者 他们试图改变既有秩序，那就可以对现行习惯或者法律不加以维护或者尊重呢？ 如果这个答案能够成立的话，这将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在于他们所推 行的政策也许会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些原则与基础构成伤害，而且在于：这种无 视既定秩序的做法最终也会动摇他们所取得的“权威”。因为在法律所维护的既定 秩序中，虽然一部分属于政治性的，但大多属于基本的、并作为某种传统事实而 成为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如维护自由、私有财产权和个人的家庭、人身和 名誉等。正是这些以基本权利或私权为基础的“传统事实”，才构成了我们个人生 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也表明，公共政策的推行，同样必须建立在人们的生活 事实基础之上。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尽管对私法与公法的区别感到困难，但他 也能认识到这种“私的”东西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一切具有赋予权益要求的、 客观的法的性质的准则都不存在，即如果整个从根本上适用的准则在法学上都具 有‘规章’的性质，也就是说：所有私人的利益不是作为有保障的主观的权益要求， 而是仅仅作为那些规章效力的反映，才有获得保护的机会，那就不存在着‘私’法 了。只要达到这种状况——它以往从未普遍存在过——，那么整个的法都溶解到行政管理的一个目的上：‘政府’。”[61]而实际上，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 决定权之上的：按社会契约理论的说法，人是生而平等和自由的；
国家和政府只 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
而人民之所以交出一部分自由和权利，其目的也只在于 实现更大的自由与权利。换句话说，人的本性要求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决定权利之 下。[62] 因此，传统事实、基本权利与自由、法律制度与规范，从某种角度来 说，都是相通的。同时，“公共政策，至少是积极形式的公共政策，是建立在法 律基础上的，因而它们具有权威性”[63].因为相较之下，法律毕竟更能够反映人 的自由与本性——正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说，“从根本上说，权利理 论是关于法律发展的理论”[64].不过，仍然有人把法律当作政策的工具。如英国 法学家阿蒂亚（P. S. Atiyah）说，“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可通过其追求 目标或价值的一种手段——的工具”，并且认为要促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以采取其他手段，但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主要的手段是法”。[65]但是，阿蒂亚 是将政策作为一种价值目标来看待的；
他的“工具论”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论”，即 法律在价值层面与政策达到同构。只有这样，政策和法律在推行某种思想时才能 实现“合谋”。

当然，公共政策的推行还可以依靠其他资源。哈罗德·拉斯韦尔将“公 众信任和尊敬”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财产和资源性财产。他说，“象征性的财产和资 源财产都很重要——如果由那些缺乏公众信任的机构来搞现代规划，那么这种规 划不免要失败。”[66]这又涉及到“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及其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问题。不过，细心的读者大概已经意识到，传统事实和基本权利的合理性存在， 本身就是权威形成的基础。同时，正如拉斯韦尔所说，“最关键的基本价值是权 力，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获得短期的结果。”[67]而且，作用与反作用往往也同时 存在、相互影响，如既有秩序、保守力量和“关系网”等的反作用，也常常影响到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也是我们在推行公共政策时所要注意的。

那么，公共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合谋”在产业技术政策方面又是如何实 现的呢？公共政策问题专家安德森（James E. Anderson）教授认为，“政策是一 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动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 关事务而采取的”[68].这就把政策更多地视为一项活动、一个过程，而不仅是某 个具体的决定。于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
政策思想的形成→路径的选择→政策的实施→社会效果评价。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首先就要面临在这一过程或框架中谁享 有这一公共空间的权威性及其由谁来推动的问题。无疑，行政主管机关（如产业 部门、科技部门和贸易机构等）、立法机关和法院，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垄 断权力或话语霸权：行政权力可以积极而灵活地介入产业和技术发展；
立法机构 可以通过稳定的政策或目标取向来配置各种资源；
而法院则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 事后的“诱导”。但当我们认真地考察这些“权威人士”或“话语者”时，我们会发现， 这种“权威”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称，市场自治下的 企业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使经济沿着最优路径移动呢？现实和理论都给 了我们一个否定的回答，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新增长理论认为，内 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变量）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市 场经济本身无法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政府应该选择重点产业加以扶持， 并增强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这就为“看得见的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政策内涵。经济学家们为技术条件下的经济 增长开具了药方，这些有：P·罗默、R·卢卡斯、R·巴罗等人认为政府应向研究开 发提供补贴和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以促进经济增长；
L·琼斯、S·雷贝洛等人认为 政府应实施降低税收和促进技术贸易等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研究成果无疑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为众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明。它使我们认识到，可以通 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即通过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来共同实现“帕累托最优”。[69]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国家与 市场“合谋”的结果；
而它们合谋的“媒介”就是法律。这种“合谋”也并不表明不存 在冲突，甚至可以说，就是在冲突和矛盾中实现“合谋”的，——与企业的私人性 相比较，政府更加注意公共福利，而法律为其矛盾提供了消融场所和最后的界限。

所以说，从某种角度上看，产业技术政策是政府通过法律来“诱导”企业，使之在 主观地为自己的同时也客观地为了社会。当然，政府的这种法律“诱导”应因产业、 技术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创新机制。对 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主要手段是刺激，如目前的信息、生物工 程、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领域；
而对于相对成熟的技术及其产业，则要进行调 整和管制，如铁路、汽车交通和成熟技术产生的环保问题等。

当然，有人认为，即使我们有效地推行某项产业技术政策，也同样会 面临一些新问题。在最近较为突出的“三农”问题上，李昌平先生表达了他的“另 外一种困惑”。他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吗？他 说：第一，使用技术是要钱的，钱由谁付？——农民。第二，使用技术会 增产，增产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增产不等于增收。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是农民 减收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支付了使用农业技术的成本，全民得到了技 术进步的好处。[70] 关于第一个由谁付钱的问题，部分地涉及到公共产品的提供，本文在 这里不进行分析。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推广技术使农民得到“实惠”和提高我国 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农民的“实惠”问题，在这里涉及到经 济学中经济推理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理论。也就是说，对于局 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则未必成立，——即总体不等于局部之和。[71]例如， 如果某一农场主获得丰收，他的收入会增加；
但如果所有农场主的收成都打破记 录的话，他们的农场收入却会下降。同样，如果某个农户使用技术会增收，但技 术的全面推广则会使农户整体的收入下降。这就是李昌平的“困惑”之一。

有一种解释可以部分地消除李昌平先生的困惑，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张 和全球经济的互动。因为增产以后，如果消费在更大的市场、甚至是在国际市场 上形成，则不一定就导致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
即使有所降低，也会因为规模经 济的效益而被抵销，从而使得农户收入增加。

诚然，这仅仅是从经济效益（经济学）角度来考察的。就单纯从这个 角度而言，不论在实现方式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和缺陷，我国在产业政策和科技 促进体制方面曾经提倡和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72]但是，如前所及，如果我 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技术进步并不仅仅或者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 题，它是影响整个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吕克昂亨利四世大学查尔斯·帕兰教授 考察中世纪农业技术进步的时候认为，从公元5――10世纪引进了一系列或大或 小的技术革新（包括轮犁、现代的挽具、连枷、水力磨坊、用马耕田法等），导 致了公元11世纪以后农业的增长，这为资本主义大地产的形成和一种具有资本主 义性质的组织――新型的大型农业企业诞生，创造了条件。[73]这是从宏观历史 角度进行考察的。举一个具体的事例，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认为，20世纪 60年代在芬兰东北部的斯克特拉普斯（Skolt Lapps）社区中引入摩托雪橇作为交 通工具，替代原来的驯鹿，使得汽油成为当地人的依赖；
而同时，摩托雪橇提高 了工作效率，扩大了人们的社会接触范围。[74]而现代社会中，信息网络技术、 基因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技术等对人们社会的影响，则是我们能够具体而切身 感受到的。当然，我们从具体制度来理解李昌平先生的这种困惑，就需要进一步 探讨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法律的目的性问题。罗玉中教授在论述科技法的特 征时认为，科技法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上有其独特之处。他认为，传统的部门 法如刑法，多以制裁方式调整社会关系，而因为科技法的宗旨是在于促进科技进 步和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所以它更多地采取肯定、鼓励、奖励合法行为的方式 来调整科技活动领域的社会关系。[75]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限于第一 个改进技术的农户，这是一个对科技法特点的“温情脉脉”的解释。然而，只要稍 稍冷静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温情的背后充满了残酷：它使过去处于同一水平 线的其他农户深陷落后或绝境，甚至是破产；
也使得那位改进技术的第一个农户 需要不断地改进技术，以保持其领先地位——有谁不会认为，保持“第一”也是一 种无奈的痛苦呢！[76]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政策、市场有效竞争政 策及科技进步政策等，都是以牺牲更多的、更广泛的人群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它 是为科技进步中的“进步人士”而设计的，是一种“知识强权”和“知识精英”的标志 性法律成就。

为这种法律现象进行合理性解释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 科技进步最终会使得消费者和广大民众受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社会的长 足发展需要维持一种有效竞争和不断创新的秩序。无论何种解释，它实质上在表 明，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懒惰和愚昧的人而存在，它只是为了那些聪明又保 持不断进取的人们而发挥作用。这也为那些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然以后又试 图通过法律来为自己“负责”的人们发出了一种警示。

不过，即使我们认同了哈佛大学公共政策专家史蒂文·凯尔曼（Steven Kelman）教授的看法——“我们只有一个政府”[77]，而企业也愿意在政府的“诱 导”下“就范”，我们仍然面临新的问题。因为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往往是应 对性的，同时技术因素也变动不居；
但与此相反的是，法律则需要一定的稳定性。

于是，法律的保守趋向与政策的激进作风本身就存在的某种张力，在这里又被进 一步拉大了。那么，在产业技术政策领域里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在抽象价值 约翰·穆勒为国家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确立了利益衡量的基础。他 认为，“在需要法律干预之时，并不是否定个人的判断，而仅是影响该判断而已。

人们除非协调行动，否则将难以影响个人判断，但如果没有法律的效力和约束， 又将难以产生有效的协调行动。”而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重要的，却没 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并不必然自动地获得适当的报酬”。其原因是， “个人不具备任何手段去截留或控制那些利益，而避免其流向他人，也难以收取费用以保障和补偿创造者。”穆勒认为，政府“不要使人民永远处于这种状态，而 应该想法消除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90]他认为，政府插手于某些产品生产的理 由就在于，“提供了普遍的便利”。而这种“普遍的便利”应当在以下情况之下：（1） 个人不具备正确评价事物利益的能力之时；
（2）个人缺乏远见而又签定无法废 除的契约之时；
（3）利益分歧的劳工与经理人员谈判之时；
（4）政府需要对公 司实施调节之时。他说，“也不可能用任何普遍适用的准则来限制政府的干预， 能限制政府干预的只有这样一条简单而笼统的准则，即除非政府干预能带来很大 便利，否则便决不允许政府进行干预。”[91]这也就是说，政府介入的标准是利益 衡量的结果。当然，从上述分析也可以发现，政府不介入是前提。这就表明，政 府的公共职能必须以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为基础性目标。

然而，即使确立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目标，而就社会资源的来说， 毕竟是存在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简称“PPF”）。

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是在技术知识和可投入品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经济 体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
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可供利用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 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无法拥有它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 它必然要受到资源及可供利用之技术的制约。那么，由于生产公共产品和代表自 由市场的私人物品生产之间存在选择和平衡，必然影响发展中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用图表为我们示意了人们在私人物品（按价格购买的物品）和公共产 品（用税收支付的物品）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a）在一个贫穷的、未开发的 社会里产出只能够糊口，较少能承担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公众保健和科学研 究等；
（b）随着经济增长，把较高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公共产品和政府服务 （道路、环保和教育等）。图示如下（图1）：[92] 这种选择，也包含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原理。

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某种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 的机会成本就等于放弃的物品或劳务的价值。那么，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如 何寻找一个与私人物品生产之冲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产业技术政策的一个关键。

同时，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也为产业政策中的三种思路提供了理论支 持：（1）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避免社会资源闲置；
（2）发展科技，提高 单位资源的效率；
（3）引进经济体之外的资源，如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

我们还是以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极端的设想是， 如果我们利用所有资源生产私人物品可以获得10个单位，而如果我们利用所有资源生产公共产品可以获得5个单位，那么各种生产可能性就可以列表如下（表2 略）：
稀缺的投入和技术限制了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的生产；
从A→F，就 是将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从投入生产私人物品转向公共产品的过程。

如图2所示，（a）如果存在资源闲置——即有些资源不能“派上用场” 的情况下，那么生产就达不到A、B、……F曲线边界的状况，即出现X点的情况；

（b）而如果公共产品或私人物品的生产技术改进，可能出现现有资源能够生产 出6个单位公共产品或12个单位私人物品情况，也即出现Y的状况；
（c）如果有 经济体外部资源注入，则随着可利用资源增加，公共产品或私人物品的单位量也 会增加，同样会出现Y的状况。这样，我们便可以解释产业技术政策中的下述现 象：提倡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
提倡一种创新的制度与文化；
提倡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
提倡进行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等等。这些，实际上涉及三个方 面的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
技术创新制度和技术引进制度。

归纳而言，在市场逻辑的框架下提出产业技术政策问题主要包括一种 观念、两个连结点和三项制度。一种观念就是，公权力的干预应该是间接的方式， 即主要是在市场逻辑下提供公共产品[93]；
这是一种后福利政策，为个人发展提 供一个平台，为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两个连结点就是：（1）技术成为 某项产品或服务是否必须成为公共产品的一个标准，也是一个连结点；
（2）无 论何种理论（技术论、契约论或利益衡量论），目的就是要寻求公共产品与私人 物品之间的平衡，这也是资源配置的连结点。三项制度就是：（1）有效利用现 有科技成果制度（如科技成果转化制度）；
（2）建立活跃的技术创新制度；
（3） 科技交流和技术引进制度。

当然，在制定具体产业技术政策的时候，各国都面临着自己的国情。

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多地参与和干预了‘私人物品’的生产与交 换，并因此没有管好自己分内该管的事，即安排好‘公共物品’的供给。”[94]同时， 由于东西方产业政策的主导模式不同，相应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应有所区别――尽 管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些趋同现象。[95] 易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