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浅谈近代史人物曾国藩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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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史人物曾国藩的论文

关键词：曾国藩;票盐制;思想 一 有清一代，实行的盐法的主要是纲盐制，即清政府每年根据盐的产量、 销售量的多少，确定发售引数，订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为止， 商人按照所请引数缴纳正杂课额。在这种纲盐体制下，引商都有专门的引地，“引 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 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1]清政府为保障财政收入，采取“恤商裕课” 的政策，保护大盐商的利益，授予盐商世袭垄断的特权。在纲盐体制下，与盐政 有关的所有人都“视盐务为利薮”，官商勾结，互相依托，牟取私利，导致盐价日 昂，私盐泛滥。嘉道年间，纲盐制日益败坏，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陶澍遂在淮 北废引改票，试行票盐制。

陶澍的票盐法，将淮北畅岸仍归商运，其余无盐济售的滞岸则仿照山 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 行运，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设局收税，听任小民投行购买运往销 售，在各场的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上面注明民贩姓名、籍贯、运盐引数、 往销州县、并按路程远近立限到岸，凡无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论。陶澍在其《淮北 票盐试行有效请将湖运各畅岸推广办理酌定章程折子》中说：“查票盐自试行以 来，海属积滞之盐贩运一空，穷苦场民藉资苏活，即游手闲民亦得以转移执事， 是以上年海州灾务极重，而地方尚称安帖，实得票盐之济。”[2] 道光二十九年，陆建瀛仿照淮北票盐法，也在淮南推行票盐制，但实 行没有多久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票盐制也随之中断。二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 革命在广西爆发。太平军势力发展很快，于咸丰三年三月占领两江总督所在地南 京，至此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遂为太平天国所有，而这一地区是淮盐的销售区 域，由于太平军的占领，淮盐运道梗阻，私盐充斥，邻盐蔓延，票贩星散，淮盐 几至片引不行，淮北票盐也停止实行。鉴于淮北之盐销售困难，部队军饷短绌， 为解决军饷问题，清政府在淮北实行“以盐抵饷”的措施，当时驻军皆可赴坝领盐 以抵军饷，称为“饷盐”，后来由于栈盐不足，各部纷纷下场自捆，夹私护私之弊 数不胜数，而营弁桀骜不驯，垄断盐利，“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3] 如李世忠部在奏定的盐厘之外又私增多卡，并且派部下控制淮河要隘，用揽船堵 住水口，其他营捆盐经过时，必须缴纳很重的厘捐才能通过，其总兵杨玉珍甚至 带领洋枪队将西坝各栈饷盐捐盐全部封捆，发现有人运盐出栈就将其斩首。营弁 如此凶恶，商贩畏惧，不敢运售。所以曾国藩说：“淮北票盐立法本善，自以盐 抵饷，紊乱成规。”[4]“未办饷盐以前，票贩虽日行竭蹶，而尚能勉力从公;池商 虽难免偷漏，而未敢任意售私。迨军营提盐抵课，变易旧规，营员日出于其途， 商贩遂闻而却步。”商贩裹足，无人敢运盐销售，影响国家正课收入，所以，饷 盐必须停止，“以挽颓纲而裕正课”[5]。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 国宣告瓦解，淮河得以畅通，曾国藩立即下令革除饷盐名目，改复票盐旧制。他 说“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 之，百年不敝。”[5] 所以，淮河畅通以后，曾国藩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淮 北推行票盐制。

1.开办新纲。之前淮北盐课奏销至戊午纲，现在新章规定接开己未新 纲，由于战乱之后人口大减，很难销够原来规定的四十六万引之数，所以先办正 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同时大力招集新旧票贩前来请运销售，完纳现课。

规定每引例定正盐四百斤，分捆四包，每包再加滷耗十斤，共重一百一十斤，其 请票、截角、抽称、上栈等事都按照陶澍制定的票盐成法办理。

2.核定正杂课额及盐价。曾国藩说：“收课科则必须核定以昭信守。”[4] 所以，他在整理淮北票盐的时候，先考查了淮北票盐的课额征收情况，之后制定 措施规定：例收的每引报部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外办经费银四钱， 仓谷一分，河费一分，盐捕营一分，无可减免，仍照旧额征收。而团练、壩工、 缉费、号项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

3.裁并各处厘金。咸丰三年开始抽收厘金以来，盐厘很快成为军饷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以至于“处处设卡，节节抽收”，“各处军饷皆赖盐厘接济”[4]， 而商贩无利可图，将运盐视为畏途，裹足不前。曾国藩虽然也看到了厘金制的弊 端，他说：“多添分卡是厘务最恶弊政”[6]，但军饷攸关，他不可能将厘卡全行裁 撤，于是他根据淮北票盐不分口岸，随地运售的特点，把以前的逐卡抽收厘金改 为在扼要之地设卡分作两次抽收。

4.严禁夹带重斤和出湖改捆。清政府自立“饷盐”名目以来，弊窦丛生， 营弁下场捆盐，舞弊严重，一引官盐甚至敢夹带数引私盐，而卡员不敢阻拦，严 重破坏了票盐法。曾国藩下令革除饷盐名目，规定以后官运、营运都只许到壩采 买，不许再下场自捆，严令海分司督饬卡员认真抽称，查出包内夹有重斤，就照 全船包数扣罚充公，包外夹带的也要严究查办。以前票贩在盐出湖时为了节省运 脚和按包抽厘之费，都在西壩改捆大包，每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改捆后盐票 不符，以至有余票护私之弊，影响盐厘的抽收。所以曾国藩下令以后不许再改捆 大包，车行、船户承雇出湖之盐时按斤论，不再按包论价。过壩时不但给予护票， 而且由海分司发给舱口清单，以方便卡员凭单查舱，并且按包抽厘。禁止出湖改 捆后不但方便卡员的稽查工作，而且有助于减少私盐，保证盐厘的如数征收。

三 淮北引地较为狭小，票盐制推行起来比较方便。而淮南引地广阔，淮 南之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引地特别重要，但由于长江中 下游地区为太平军所占，淮南之盐难以运销。为了解决湘军军饷，曾国藩主张恢 复票盐制，不再专行纲法，但又为收回淮南引地起见，他又主张把纲法的一些内 容行之于票盐之中，这就是他的“寓纲法于票盐”的思想，他在同治二、三年间制 定的淮盐运行楚西皖岸《章程》，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刊章所载均系票 盐之法。凡票商今年请引者，明年再来亦不拒，不来亦不究。今令销出一票，即 须预纳后运之厘，不准多请，不准少运，是票商而责以纲商之道，亦所谓‘文不 对题’也。鄙意饬招商、督销二局，物色真正殷商维持而护惜之，使其辘轳转运， 暗寓纲法于票盐之中则可，勒令票贩尽充纲商则不可。”[7]由此可以看出，曾国 藩反对“预纳后运之厘”和“不准多请，不准少运”的主张，认为这是“文不对题”， 是“是票商而责以纲商之道”，主张“今年请引者，明年再来亦不拒，不来亦不究”， 有点自由请运的味道。但是，他又要“饬招商、督销二局，物色真正殷商维持而 护惜之，使其辘轳转运”，说明他又不完全是要推行票盐制，而是要借真正的殷 商之力，使他们辘轳转运，从而完成新引之额的认运任务。他的这一主张是接近 纲法的，“都是要让大商人领票运盐，不同之处只是未固定在某些专商身上”，这种“暗寓纲法于票盐之中”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票法与纲法为一体的论调， 较多地带有纲法的色彩。”[8] 的确，曾国藩“寓纲法于票盐”的思想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小商人运销淮 盐的权利，背离了票盐法的精神。在曾国藩看来，小贩虽然数量众多，但不能行 远，而淮南引地宽广，所以他想借殷实的票贩之力，来收回淮南引地，可见其“寓 纲法于票盐之中”的思想是有其用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物色殷商，暗中保 护，俨若以纲商相待，百家中不过数家，绝不形诸笔墨，则其道圆活而可久。”[9] 后来，他又和李鸿章一起推行“循环转运法”，只要商人预纳后纲之厘，就可以循 环转运，使得票贩实际上跟纲商没有了差别，纲盐制得以变相复活了。他后来甚 至想把这一思想踵行于淮北，在复陈方坦的信中说：“此事寓纲法于票盐之中， 既已见效于淮南，谅可推行于淮北。”[10]可见其纲法思想还是比较重的。

四 虽然票盐制仍有销盐范围的规定，但它取消了专商占据引窝的特权， 无论官绅商民，都可以办运，而且在销界以内，可以去任何一个州县贩卖，所以 它比专商引岸的纲盐体制自由得多了。曾国藩在淮北推行票盐制是符合市场规律 的，有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和商品质量的提高以及价格的下降。票盐的实行受到 了人们的欢迎，“商情皆称允服”[11]，同时他又裁减厘卡、减少盐厘的征收数额。

厘卡的裁并，减少了官府对商人的层层刁难，也有利于减少浮费、陋规，从而减 轻了盐的成本，加快盐的运售，使商人获得实利，从而更加积极地请盐运售。另 外，由于任何人都可以请票办运以及盐价的降低，私盐也随之消失，没有了不纳 税的私盐，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大增加了。

曾国藩“寓纲法于票盐”的思想，虽然主张票商请引不受限制，但他以 五百引起票的规定实际上剥夺了中小商人运盐的权利，此外他对盐的价格也做了 具体的规定，不准越过规定的范围之外，这就改变了票盐在销区内自由出售、降 价竞争的办法，基本上破坏了票盐制的精神。从盐政思想上来讲，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倒退。

浅谈近代史人物曾国藩的论文篇二 《曾国藩的廉洁从政思想》摘 要：曾国藩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是封建官 场的楷模。在晚清政治腐败的大背景下，身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做到洁 身自爱，廉洁从政，是因为其深受儒家思想的理欲观、公私观和义利观影响，崇 尚“灭人欲，存天理”的理欲观、以公灭私的公私观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曾国藩 的廉洁从政思想对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廉洁;俭德;价值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5)21-0011-02 廉就是清廉、廉洁，是指不贪取不应得的钱财，为人要清清白白、光 明磊落，拒绝一切贪腐的行为。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廉主要是对从政者的道德要 求。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八德中，廉是唯一对 官吏的道德规范。《管子》把“礼、义、廉、耻”看成是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 精神支柱，称作“国之四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廉政是关系到政权兴亡的根 本性因素，因此，廉是政之本，是官德的首要之义，是官吏应遵循的首要准则。

一、曾国藩对廉洁从政的重视 曾国藩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败局，鉴于当时满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 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曾国藩对当时官吏的廉洁问题是高度重视的。对于国家和政 权而言，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官吏鱼肉百姓是造成民心涣散的重要原因，而民 心一旦涣散，则将导致大乱亡国。曾国藩认为廉洁对于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他 意识到只有做到廉洁，才能在下属面前树立威信，得到拥护爱戴，各级官吏才不 敢怠慢。曾国藩办理团练初始时就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 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104 在带领湘军作战的十多年里，曾国藩始终能做到以身作则，借此希望以自己的廉 洁影响幕僚和属下，从而形成清廉的风气。“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

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2]336 曾国藩也总是以廉字告诫营官，廉是使兵勇畏服的首要之义，“欲服军心，必先 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
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3]438 二、曾国藩的廉洁从政之道 要做到廉洁，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欲观、公私观、义利观。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理欲观、公私观和义利观影响，崇尚“灭人欲，存 天理”的理欲观、以公灭私的公私观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曾国藩总结“居官四败” 中的一条就是“贪鄙无忌者败”。贪欲是产生腐败的人性根源，贪欲使为官者不讲 操守，不讲道德，如果不能克制贪得无厌的欲望，那么最后只能招致身败名裂的 下场。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欲乃心中之贼”，“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 浩大是真正受用”[4]1082。如果贪欲不加以克制，必定会滋生腐败，所以，要做 到清廉，首先要谨防心中贼――贪欲。曾国藩经常进行自我反思，提醒自己要戒 除私欲，“至方寸检点，则惟是急功、近利、穿窬、乡原、鄙夫数大端，以免此 为至幸。大抵皆是人欲之私，更无所谓天理之私。”[5]3066曾国藩在书信中说：“为 ‘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6]84曾国藩以此告诫那些做事只想 着私利的人，莫生好利之心，不要贪利忘义。

此外，曾国藩认为要做到廉洁，必须要崇尚俭德，这是因为自古以来 贪污腐败与官员的生活奢靡是分不开的，所以，曾国藩主张廉洁需从俭朴做起。

要做到廉，还必须戒奢侈奢靡，崇尚俭朴，曾国藩虽位居高官，但他始终过着俭 朴、清淡的生活，“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蔑，男女婚嫁不得过二 百金”[7]2785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到了晚年，曾国藩依旧在“俭”字上痛下功 夫，他因自己耗费八两银子打了一把银壶而羞愧不已：“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 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 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 此等处痛下针砭。”[8]1368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自己的官宦生涯说：“余服官二十 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 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9]324曾国藩不仅自己如 此，而且也告诫家人要奉行崇俭戒奢的生活，唯恐仕宦之家“未有钱多而子弟不 骄者也”，染上骄奢淫逸的恶习，他在家书中反复叮嘱：“家败，离不得个‘奢’ 字。”[10]601正是有鉴于廉对于个人和家庭的重要性，曾国藩把“居官以不要钱为 本”列为“八本”的家规之一。同时，曾国藩也用俭字严格要求官吏将领们要做到 俭以养廉、廉洁奉公。曾国藩在《劝诫委员四条》中规定：“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11]447-448在《劝诫 州县四条》中写道：“一曰治暑内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讼;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四曰崇俭约以养廉。”[11]444-445在《劝诫营官四条》中明确规定：“一曰禁骚扰 以安民;二曰戒烟赌以儆惰;三曰勤训练以御寇;四曰崇廉俭以服众。”[11]445-446 在《劝诫绅士四条》中指出：“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二曰崇廉让以奉公;三曰禁大言 以务实;四曰扩才识以待用。”[11]448-449曾国藩认为俭以养廉的要旨就在于不要 贪图大方豪爽的虚名，不用担心别人说自己悭吝，他在家书中说：“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 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功夫， 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

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己。莫怕寒村二字，莫怕铿吝二字，莫贪大 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12]1058曾国藩崇俭是因为俭不仅可以培养廉德，更重 要的是“俭者可以正风气”。[13]3472可见，曾国藩认为崇俭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气，而社会风气关系到社会安危、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

在晚清政局极度腐败的大背景下，曾国藩无论身居何等要职，仍然能 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曾国藩在踏入官场时，便立下 了清廉从政的誓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 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 言!”[14]183在从政的三十余年里，曾国藩的确践行了“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的 誓言。曾国藩去世时，只留下一万多两养廉银。曾国藩去世前曾嘱咐家人办丧事 不许收一分钱，曾国藩生前的幕僚众多，所以丧礼办得很大，这一万多两银子基 本上都花在了办丧事上，因此，曾国藩并没有留下丰厚的财产给后人。曾国藩正 是严格恪守“不贪财、不苟取”的从政信条，才使其成为官场“立德”的楷模。

三、曾国藩廉洁从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曾国藩的廉洁从政思想对于当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从古 至今，廉洁从政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君主所高度重视，因为廉洁与否是关系到人心 向背、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目前，廉洁从政也是我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 作。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断侵蚀着某些理想信念薄弱的领导 干部。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及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五十多人。从政者的腐败 不仅会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干群关系，而且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腐败问题如果 愈演愈烈，最终将会亡党亡国。回顾曾国藩的廉洁从政思想对于当前的党员干部 清廉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曾国藩认为要做到为政清廉，首先要树立正确的 理欲观、公私观、义利观。对于当今的党员干部而言，要做到廉洁从政，首先要 在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中树立大 公无私的公私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筑牢思想和 道德防线。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官，但他始终保持寒士的生活作风，身体力行倡导 俭以养廉，生活俭朴，力戒奢靡，同时也告诫家人要保持寒士家风，更不忘谆谆 告诫各级官吏和将领要“崇俭约以养廉”。当前，有很多党员干部生活奢靡，讲排 场、比阔气、攀比之风盛行，完全忘记了党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所以，对当前的党员干部而言，学习曾国藩俭以养廉的廉洁之道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曾国藩的廉洁从政思想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