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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和震荡，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战略环境、利益格局、互动态势也面临新的变化。首先是，新时期的大国关系总体处于演变的进程中，合作的愿望持续增强，合作的领域也不断扩大，但大国之间也暴露出日益严重的矛盾；其次，中国在推进与世界各国努力合作的同时，竞争和矛盾同时也在上升，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磨合与盘整阶段。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是被当作客观现实来承认的。就如弗兰克·西蒙兹与布鲁根斯·埃米尼说的：“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因为大国之间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甚至是决定性影响。”肯尼思·沃尔旌认为：“只要大国是主要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会根据此来定义。”大国之间不仅因其矛盾性影响并改变着世界，而且其依存性也就是表现出的“合力”，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与态势
2008金融危机已过去六年，国际关系局势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迁，并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在此番旧有国际格局崩坏而新格局尚未完全成型的过渡时期，国际关系总体而言将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权力真空”状态。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传统列强普遍遭遇困境，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凸显更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政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第一、传统列强的困境
美国单极独霸的图谋已经严重受阻，垄断国际事务的难度不断加大。但是，奥巴马政府进行了关于内政以及外交的“变革”，努力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从国力来看，尤其是从国际机制的制定权以及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分析，美国仍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处于“超强”的地位。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不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了沉重挫伤，还受到生产效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等问题的长期困扰。欧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欧盟治理效率的日益低下，而这种情况又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欧盟的快速扩张和欧洲传统的高福利政策。日本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到今天部分原因还包括整体创新力的缺乏，产业政策弱化，传统产业受新兴国家(比如中国与韩国)的冲击。但欧盟和日本也力图扭转“失势”的局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加快各自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推进区域的整合与跨区域的合作，争取在接下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可利用的优势，进而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恢复其传统的影响力。
新兴国家崛起
所谓“新兴国家”实际上是用两个维度来界定的，一方面是自身实力上拥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与一定的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身份认同上，新兴国家是原本属于非传统发达国家，但是他们具有重塑或改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期望。真正能够代表新兴国家这一集体的，并再往后的发展中，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将会是“金砖四国”(注：此项不包括南非)。
总之，未来5一10年内，国际力量的“多极化”和“均衡化”的基本态势将持续下去，但多极化、均衡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多强之间相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正成为国际权势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战略思考
第一、中美关系仍然是重中之重，只有合作才是唯一选择
中美关系未来的向度是紧张或是缓和，这不仅关系着“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两个国家的发展，更会因中国、美国在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来影响之后整个的国际格局。共同发展、平等互利、共担责任、开放包容，这是未来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要坚持的一贯原则。
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必须依靠机制化的交流沟通，但是鉴于未来两国可能出现的矛盾或误解越来越多，摩擦与纠纷在所难免，中美双方必须在问题出现后及时地、有效地进行沟通与磋商，进而保证双边关系的顺利运行。特别是在较为敏感的军事防务领域，随着我们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加速，中美双方都急需进行更深程度的交流，以避免相互间的猜忌与质疑，从而导致战略误判。笔者认为，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最能依赖的路径是双方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事务性合作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然后再从两国之间的大规模与多层面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中新型的大国关系，这就导致机制化的沟通将是所有合作的开端与前提基础。
第二、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调整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是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概括，随着近些年来对软实力发展与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与强调，就基本构成了现如今的外交布局。在后危机时代，这些工作仍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重视与发展。在当今的大国关系当中，我国与俄罗斯、巴西、德国的友好关系可以作为改善整体外交环境的基础，目前就单个国家而言，俄罗斯、巴西、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牢固的经济互补为我们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的发展便是能源、贸易、人员与文化的往来，再之后的攻坚工作便在于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德国在战略上以及高政治领域内的协调，发展成为战略伙伴。此外，在与英国法国等一些对中国体制持有偏见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过程中，要努力做到求同存异，低调处理相互间的分歧，高调推进我们与其在利益契合方面的合作，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
第三、重视中国周边外交
在周边关系层面上，中国外交需要付出最大努力来弥补之前对周边外交的轻视。针对周边国家中对中国的发展抱有较深嫉妒或恐惧态度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积极应对，不能受国内外民粹主义情绪的影响或诱导，要做实事，要切实带动我们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展现出实实在在的大国姿态于大国形象。对待钓鱼岛、黄岩岛等日本、菲律宾在双边关系上的有意挑衅行为，我们要随机应变，主动把矛盾控制在比较温和的范围内，但也不能软弱求全，要有所作为，同时我们要主动地尽早地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现有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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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东晓：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J]，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3]宫玉涛：“9·11”事件以来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J]，学术探索，2008年第2期.
[4]：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