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论文3000 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有关军事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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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有关军事理论论文

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有关军事理论论文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有关军事理论论文篇一《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摘要：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对冲战略;利益相关者;军事围堵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5―4812(2006)01―0002―08 2005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对华战略的大辩论，主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对抗论者”、“融合论者”激烈论战，从“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到“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一而足。各大媒体、各著名智囊机构出现了“中国热”，国会参议院将继众议院之后也成立“中国连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浮出了水面，内涵清新而沉重。

一美国在专注于反恐，特别是在深陷于伊拉克两年之后，一些精英突然意识到反恐是一时的，关注战略挑战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中国在此期间 “不道德地”充分利用了美国的战略疏忽，经济迅速崛起，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

对此，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沸腾的焦虑情绪”，而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则是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强烈不安感。

包括鹰派在内的美国人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在一次专访中说，美国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即美国可以让中国在经济上发展强大，但军事上绝对不能同美国平起子坐。归根到底，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对一个在美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拥有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义务的地区崛起的大国充满疑虑、恐惧和戒备，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影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并且可能会加剧地区不稳定，引发冲突与战争。美国在冷战后时期起主宰作用的首要目标是要防止再度崛起一个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国对峙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的立论基础是，中国崛起后的实力、前景、意向和走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和美国的朋友，也可能挑战霸权而成为美国的敌手。这些特性已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关键要素。

因此，既合作又竞争，把接触、束缚和围堵机制相结合，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特征。其核心是：通过融合使中国成为所谓“民主国家”;采取措施，尤其是军事措施，防止中国强大后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目前，这两个方面分别由国务院与国防部加以实施、平衡、互补，即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美国式民主社会，国防部要让中国打消扩大地区军事势力的念头，两者在布什政府汇成完整的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目标和态势是，同时应对两国关系中最好和最坏的两种发展可能性，争取最好的前途，对可能出现的对决稳操胜券。就目前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置于竞争因素之上。这是对华战略大辩论之后华盛顿对华战略的基石，也是我们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认知。

对华关系是美国百年外交的新课题。中国不同于美国以往碰到过的任何一个大国，或是盟友，或是敌人。一个经济快速崛起、拥有庞大市场、奉行多边主义外交、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军事迅速现代化并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拥有异质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中国，必然成为美国战略家的远虑。这主要基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性质。但就中国对外战略、政策与行为而言，则另当别论。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口中国人民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同时，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军控、维和、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美两国已经建立起密切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经济领域的分歧，在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防止禽流感等全球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这是在全球整合的历史大趋势下，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中美两国获得的全球合作空间，它具有完全正面的全新意义，具有无限拓展的空间意义。从构建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到引人注目的合作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抛开政治分歧与美国交往、合作的意愿，从未直接对美国构成挑战。但是，美国怀疑根据实力或行为推断中国意向的可靠性。在一种像中美之间这样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关系中，在美国的一种对中国非常情绪化的不安中，有多少是对一个真实威胁的合理反应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美国总统布什用“复杂的关系”来概括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对此解读，说“错综复杂”是一个更加中性的词，不如之前用的“坦诚和建设性”关系那么正面。这个词暗示中美关系有好有坏，关涉面很广。布什话语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感受错综复杂，百味杂陈。

一年来，在美国围绕着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终于尘埃落定，在国会的催促下，布什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战略结构。

二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埃文梅代罗斯指出：“美国选择的应对办法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对中国在亚洲的崛起采取既合作又竞争的政策，从而导致一种所谓的地缘政治保险战略。”这种对冲战略一方面强调把中国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包含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强制政策。

赖斯人主国务院之后，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力重心从国防部转移到了国务院，由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掌管。“佐利克深得赖斯信任，赖斯则深得总统信任”。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务实。赖斯强调，美国的外交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潮流，重视价值观和原则。这虽然也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我们是针对现实的动向采取对策。她倡导以实用理想主义或现实理想主义作为政策指导，其中隐含着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型。

融合政策是美国七届政府共同的对华政策的主要政策宣示，其目的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成了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对华政策重要讲话，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他强调，中国的发展“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他指出，冷战时期以及19世纪欧洲的均势政治的模式，不再适合用来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中国显然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国内工作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中国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能得到认同。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然而，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围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做好两手准备。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佐利克承认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他特别强调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要调整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这篇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政策演讲，表达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主导性看法、对华战略的基本方向与构想，以及对华政策的新思考：(1)美国对华融合政策的重点转移。过去的政策重点是尽可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现在转向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的利益相关者，分担责任，与美国一起维护这一体系，这是佐利克讲话的主旨。佐利克在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后发表声明重申，美方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享有利益的参与者”，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支持、适应和促进使中国取得成功的和平的国际体系;(2)美国尊重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但强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不要挑战美国的利益。中国要与美国建立深厚的关系，不仅需要“共同利益”，更需要“共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终极底线是，中国必须融入美国的价值体系与游戏规则;(3)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仍然会做好“两手准备”。佐利克发表布什政府五年来“最全面的对华关系宣言”。在其讲话的基调中，极力突出平衡性，存在着积极因素，美国至少在战略上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这是判断美国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对华新思考的关键。这为进一步拓展中美关系塑造了战略空间。2005年7月19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认为，鉴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挡，美国正准备对中国开辟新的外交渠道，以降低两国之间可能因错误评估而引发的危险。新的外交方针将突破以往集中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模式，在更大的战略框架下审视美中关系并与中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中美战略对话就是这一外交方针的产物。这一走向清楚地表明，华盛顿认为融合中国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利害关系日益增长。“目前美国的政策是要防止在这方面出现倒退，鼓励中国的行为朝着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然而，美国的一些中美关系专家也指出，尽管布什政府极力想将影响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可能会越来越多。

三埃文，梅代罗斯认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进一步束缚在现有的准则、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通过双边和多边接触形成其不断变化的利益和价值观。可是，美国政策还包括隐含的竞争和潜在的强制政策，以阻止中国挑战目前的地区安全秩序并威慑中国不敢利用强制手段和、或武力寻求它目前或未来在亚洲的经济或安全利益，比如收复台湾。”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有一个共识，即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决不允许在台湾动用武力，布什政府中前五名人物都认为中国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

最敏感的莫过于中国的军事发展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速度加快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美国对中国未来实力和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加深，尤其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其霸权地位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对其亚洲主导能力产生影响。因此，美国对冲战略的强制因素就凸显出来了，美国所采取的新的大国结盟战略、一系列军事调整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崛起的。这是一种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著名防务评论家平可夫断言，全方位的围堵依然存在。

2005年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上说，既然没有国家在威胁中国，那么人们必定想要知道为什么它还要增加军费为什么还要继续大肆采购武器为什么还要继续频繁地进行军事部署次月，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强调，中国正面临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并称中国目前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威胁。但中国仍在大幅度增加军费，特别是加强力量投放能力的经费口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步伐及范围已经危及地区性军事力量平衡。国务卿赖斯也公开批评中国的军事力量日趋壮大而且军事政策不透明。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高层围堵思路的体现。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主席施奈德早在2004年11月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调整的目的是应对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军队。

美国在军事上压制中国的努力，循两条路径进行：其一，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永久优势，以维持差距，并抵消中国未来的强兵之举。除了美国自己继续封锁军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外，还对欧盟、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售华武器问题保持高压态势。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一旦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那么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以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其二，通过调整军事部署和联盟政策，对中国形成军事围堵之势。

美国致力于扩大和强化同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崛起一直怀有忧虑的大国安全合作的双重努力――既扩大合作范围，又提高合作质量。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并不完全跟抗衡中国有关，例如合作反恐、防止核扩散、维护海上安全等，但目前的重点是吓阻中国。通观20世纪，美国始终利用地区性大国来制衡或围堵欧洲和东亚潜在霸主的崛起。然而，当地区性大国无力担此重任时，美国就会直接武力介入和强化军事联盟，来对付这些潜在的霸主。目前，美国希望借助日本和印度来作为亚太的支柱，日本、印度和美国、英国一样，远离欧亚大陆而又在该大陆拥有重大利益，符合“离岸平衡手” 的传统形象和美国的要求，加强同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主要盟国的关系，将形成对中国的结构性限制，是防止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霸权的最佳途径。拉姆斯菲尔德把“如何影响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作为防务评估的核心问题。国防部把“影响主要国家的战略方向”作为安全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此，美国在2005年提升了与日本、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准备在太平洋地区逐步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安全架构。裴敏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国防部目前由鹰派控制，采取的是完全从军事上围堵中国的策略，如加强东亚军事同盟，加强在东亚驻军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军事部署等。佐利克公开承认，美国加强同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实际上是对中国采取的对冲战略。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中最重要、最长期的战略因素，是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对冲的核心。美国谋求同日本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促使日本加强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军事作用和外交参与。2005年通过两次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以及关于驻日美军改革与调整的“中期报告”，美日同盟实现了转型，由过去的“专守防卫日本”扩大到亚太地区，其中明确涵盖台湾海峡地区，进而超越亚太，走向世界;加速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一体化”。日本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帮助维持美军在亚太的部署，协助美国对亚太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干涉。这意味着“周边有事”的概念已被突破，美日同盟更像亚太秩序的战略管理者。

在东北亚区域，美日同盟的对华围堵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日本已经正式允许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进驻日本，美军将在韩日部署新一代的 F-22“猛禽”战斗机，大幅提升空中优势。“爱国者Ⅲ”导弹将在日本生产，美日将在东北亚部署一张防御中国弹道导弹的网，并在情报、资讯、通讯、管制、指挥等领域实施一体化，美国负责攻击与战斗，日本负责战时补给安全，并提供机场与港口支持。双方将明确各自的分工和作用。美国为此支持日本修改宪法与相应法律，使日本可以扩大军事潜力，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把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西南方，建立以冲绳岛为核心的基地链，在此基础上完善西南列岛的防卫体系，考虑在距台湾460公里的下地岛派驻战斗机，进行联合操练，并继续作为驻日美军战机“扩大行动范围以及迅速反应的战略平台”。2006年伊始，美日举行了“夺岛”军事演习，假设远离日本本土的西南岛屿被“敌人”占领，美日联合发起两栖登陆攻势，夺回失岛。日本媒体指出，美日首次联合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矛头指向中国，以加强对中国未来可能进攻钓鱼岛等的防卫态势。东京的防务评论家表示，防卫厅实际上已把中国当做最大的“假想敌”。日本决心加入美国制止中国崛起的大战略，通过与美国结盟，阻止中国从“大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郑永年指出，“一个毫无外在制约¥具有无限扩张性的美国霸权，加上一个内心极度不安和不自信的日本，再加上一个想依赖美、日的力量在自保的同时推进独立运动的台湾，使得美、日、台同盟的雏形已经跃上纸面。实际上，美、日、台之间的军事整合已经发展多年”。平可夫认为，“在遏制层面，美日遏制中国的步伐有升级的趋势。今年以来，遏制的方式由过去的以‘威慑为主’向‘实战要求’转换。因此，对一连串的部署进行了调整。美军也悄悄改变传统的‘重欧轻亚’的部署方式，把最新型的远程投射武器最先部署到亚太区域，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在美军的战略考量中，中国已取代苏联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对象和研究对象。

中央情报局认定，印度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

布什政府与印度“扩展战略伙伴关系”计划的目标是帮助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一支世界的主要力量。近年来，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迅速深化、细化，用民用核、空间和高技术转让“三位一体”加以充实。同时，两国军事关系也在逐步改善和加强，美国积极推进与印度广泛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具有正式联盟性质的特征。除了举行军事演习外，美国向印度出口了包括远程雷达在内的价值超过 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还要出售“爱国者Ⅲ”导弹、“猎户座”反潜侦察机、F-18战斗机等高技术武器系统。美国还授权以色列向印度出售“费尔康”机载预警系统，而之前它却阻止以色列向中国出售该系统。两国还签署《印美防务框架协议》，深化防务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关于“印度和美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条款，在印度国内引起了广泛争议。

美印关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极力拉拢印度，主要出自战略和地缘政治考量。国务院高官尼克拉斯伯恩斯说，如果分析一下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你将发现今后三、四年的最大变化将是美国重新将焦点对准南亚地区，尤其是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印度战略冲突管理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制衡中国是美国对印政策的重要考虑之一”。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中，印度有着重要作用。布什政府试图拉拢印度，与其建立密切的军事及战略关系。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的亚洲同盟结构中，美国将为印度提供核心地位。美国还伸出了另一根“胡萝卜”：让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一项长期战略，将正在崛起的印度与日本栓在一起，进而把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囊括进来，组成一个战略网，以便抗衡中国在亚洲不断增强的力量。

然而，美国能否如愿建构起美、日、印制衡中国的格局，尚在未定之中。

美国《国防新闻》报道，2015-20200年间，美国需要为六个危险区域备妥应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东亚中国军力的崛起及台海对抗。依照美军的军事逻辑，顺着韩国一日本本土-冲绳-台湾到东南亚，一个“第一岛链”上的半围堵圈俨然成形。美军情报估计，中国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有鉴于此，美军在“第二岛链”上布防重兵，而关岛作为美军西太平洋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战略前沿基地、兵力投放中心，正处于第二岛链的防御中心位置，进则可以遏制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退则可以在中国海军崛起的面向――太平洋方向竖起屏障，使其难以实现走向大洋的“蓝色战略”。美军太平洋军事部署表现出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向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西进的趋势。关岛之所以重兵调防并作为美军的“太平洋枢纽”加以重点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其军事上围堵中国的战略价值，它将对中国前沿和周边环境产生关键性影响。继驻韩、驻日美军开始南压之后，美军便大力加强关岛的军事部署口关岛成了美国几条战略线的交汇点：东亚重点从朝鲜半岛向关岛方向南移，太平洋战区基点从夏威夷向关岛方向延伸，欧亚大陆的战略重心则从欧洲向亚洲方向移动。如果将这个围堵圈上的美军基地与中亚、中东、东欧的美军基地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压迫中国的战略弧形地带。近年来，美军一直在这条弧形地带上“靠前威胁”，必要时“先发制人”。美国在战略弧线西段压缩中俄的战略空间，在南段主要依靠印度进行战略牵制，而西太平洋的军事调动则属意于这条战略弧线的东段，这是战略重心所在。美国国防部将美军作战半径划定为1.8万公里，随着美军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军事调整力度的加强，以关岛、嘉手纳基地为支点的驻亚太美军，将作战半径延伸到整个中国东北部地区，驻东欧、中亚基地的美军的打击范围则深入中国新疆腹地。

四美国对中国奉行对冲战略充满着复杂性和危险性，如果台湾问题、中日东海争端等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有可能导致逐步偏离目前相对平衡的状况，发生敌对冲突甚至军事冲突，以致走向彻底的战略对抗。

造成这种潜在复杂性和危险性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误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录中表示，中国崛起不是可以用军事手段或意识形态的对抗来应对的挑战;想教中国应如何在世界行事的愿望是错误的;中国崛起涉及的是经济挑战，而不是希特勒那种程度的侵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院长戴维兰普顿称，中国的崛起代表综合性的挑战，部分属于军事领域，但主要属于经济和知识领域。这种挑战是一种逐渐展开的、多方面的事态发展，将持续数十年，比曾经的美苏竞争更有建设性。但是，中国构成的挑战完全不同于苏联，它提供的可能性要积极得多。中国崛起的意义最终取决于中美两国如何应对。他坚持认为，华盛顿应该避免将它的回应过分军事化;现实而建设性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

美国对华战略对冲的两面性的根源，是布什主义的新发展――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因此，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

这项任务并非主要由军队来承担，但美国会在必要时依靠军队来保护美国和美国的朋友。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战胜特定的威胁而传播民主。“布什教义”从一个侧面把美国对华战略的双重取向表露无遗：以民主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新的融合政策，与防患于未然的军事围堵的完美结合。这在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战略思想中都有现成的答案。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是美国新世纪计划发起者之一，他在美国大选结束刚三天就为第二任布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重点，包括为确保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的大战略，采取同中国等对抗的新姿态。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之大成的查尔斯克劳萨默勾勒出民主现实主义务实的和战略性的形式。他强调不仅靠公共外交和民主化计划，而应充分利用这一单极时代，放手使用军事力量，以对付潜在威胁。美国必须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保持警惕。实力应该用来在全球促进自由。新保守主义者早先鼓吹“中国威胁论”，而现在则在忧虑中国崛起的同时，关切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民主化进程。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人的最新行动和言论表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概念开始转型，对华态度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

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有关军事理论论文篇二《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摘要：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由最初重点推进中美关系以换取中国在诸多美国关切议题上的合作，转变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高调重返亚洲，展现约束中国崛起的姿态。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解决 “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尽管言辞上宣称要适应中国的崛起，行动上却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这种政策矛盾重重，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中美关系也因之进入到一个战略漂流期。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中美关系;对华政策;重返亚洲;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走过的历程类似于乔治·沃克·布什执政的第一年，不过颠倒了顺序：一个是“高开低走”，一个是“低开高走”。布什竞选期间曾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当选后又发布协防台湾的言论，加之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对台军售，曾经令人极为担忧中美关系的走向。然而，到布什任期结束的时候，他最大的外交遗产之一却是维持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奥巴马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凯歌高奏，令人充满期待。然而，到奥巴马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中美关系的战略互疑增加，[2]两国国内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也随之上升。中美似乎在过去四年中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本文将简要回顾过去四年来奥巴马政府对华外交、安全战略的变化，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前景。

美国对华战略的“威尔逊时刻”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奥巴马入主白宫到2010年上半年，是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定位中美战略关系、期待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时期;2010年下半年至今，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渐从属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或者“再平衡”战略，重新回归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并且溢于言表。

奥巴马就任总统时，美国的反恐战争已经进行数年，地区防扩散挑战日益严峻，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因此，他执政之初的当务之急是拯救经济，调整反恐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挽回软实力受损的局面，并构建更广泛的“联盟”来应对地区防扩散挑战。在奥巴马的对外政策日程上，中美关系显然是核心内容之一。

从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对华政策来看，美国显然致力于“口头上”尝试定位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刻意经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两国关系没有经历磨合期。冷战结束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布什都在就任后经历了中美关系的磨合过程，克林顿总统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布什总统则发表协防台湾的言论和对台售武。奥巴马执政后避免了这一点，特别是避免了发生在南海的“无瑕号”事件的升级发酵。

第二，虽然希拉里·克林顿主政国务院，但美国决策部门中的中国问题团队阵容强大，多由中国问题专家组成。这体现了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通常情况下，负责中国政策的三位关键人物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政策资深主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奥巴马执政初期，担任这三个职务的分别是贝德、坎贝尔和格里格森。[3]贝德外交履历丰富，且多与中国事务相关，曾数次任职台湾、香港和北京，担任过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坎贝尔曾经担任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也曾任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亚洲问题上，坎贝尔倾向于重视美日关系而非中美关系，但他的上司、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存在限制了他的作为空间，因为斯坦伯格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谙熟外交事务。[4]格里格森亦曾深度接触亚太安全事务，曾在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亚太事务主任，并出任过中央情报局长的军事事务执行助理。另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此人是摩门教徒，曾经在台湾传道，也曾在美国政府从事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至于内阁成员，任职商务部的骆家辉和任职能源部的朱棣文都是美籍华人。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政策团队，而且其成员在中美关系上拥有基本共识。

第三，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避免采取刺激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策略。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后，将首次出访活动安排在亚洲，彰显了美国对亚洲国家的重视。希拉里·克林顿向来在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上直言不讳。1995年来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她曾大肆批评中国人权;美国大选期间，她也多次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呼吁布什总统不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然而此次访问期间，她降低了身段。她在谈到人权问题时表示，美国仍然会在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她不希望这些施压影响到中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和安全危机。[5]在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即宣布了大宗对台军售计划，但希拉里·克林顿出访亚洲期间则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发生转变。[6]这意味着美国将延续布什第二任期内与中国达成的共识，反对台独势力挑战现状。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避免在访华之前会见达赖，并努力说服达赖接受这个安排。[7] 第四，中美建立了新的沟通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布什执政时期，中美建立了战略对话(SeniorDialogue)和战略经济对话 (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期间首次会晤，宣布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机制。该机制取代了此前的两个对话，旨在为两国高层官员提供有效渠道，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与两国利益相关的双边、地区及全球的机遇和挑战。从对话的层级、议题和两国政府赋予对话的重要性来看，中美均对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寄予厚望。克林顿国务卿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联合撰文，称“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单凭一己之力予以解决，也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实力、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8]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式上，克林顿国务卿盛赞对话是有史以来中美高层官员最大规模的聚会，“覆盖的议题范围无与伦比”，“为面向21世纪的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奠定了基础”。[9]这个对话机制也催生了有关“两国集团”和“中美共治”的期待。

第五，美国尝试摸索中美“战略稳定”和“战略再保证”。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这也成为中美关系维持稳定的基本理念。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演讲时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表示美国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其内涵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而中国则应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其发展和全球作用的扩大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10]这个构想提出之后，美国国内的反应比较复杂，其中颇多批评声音。[11]有批评意见认为该构想含混不清，似乎在“绥靖” 中国。据称这个构想的提出更多地基于斯坦伯格个人的思路，并不代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共识。这与佐立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区别明显。[12]因此，斯坦伯格发表演讲之后，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并没有讨论与此构想相关的问题，之后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也未提及。

虽然“战略再保证”的构想没能走多远，但随后美国官方文献中出现的 “战略稳定”概念应该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定位中美关系的重要尝试。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相继发布了若干政策评估报告，特别是《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对本届政府而言，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与维持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稳定一样重要”，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展开“实质性的、持续的对话”，以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并减少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13]《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再度援引了《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措辞，称美国将致力于维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稳定。[14]“战略稳定” 的概念在两个报告中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多数美国官员和学者倾向于模糊地解释“战略稳定”的内涵，即：既包括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也包括中美在特定的战略力量领域的稳定。也有美国学者称，因为这个概念出现在一份有关核态势的报告中，其内涵就相当于认可中国对美核威慑的有效性。[15]无论美国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战略稳定”是“现在时”还是“将来式”(致力于构建战略稳定)，两份文件都表明美国在尝试重新定位中美关系。

第六，奥巴马总统访华并发表联合声明。克林顿国务卿首次出访选择亚洲(包括中国)，奥巴马总统也在上任后第一年访问中国，这都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十分重视。2009年11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中美两国对未来的预期落实为文字。声明以积极的基调评价了中美关系，涵盖了中美关系中的所有议题，并将双边合作延伸到地区和全球挑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议题。从如下措辞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各自的期许：“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极端重要。”“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16] 总的来看，奥巴马总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尝试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发展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将中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七届美国政府”， “积极的一面是对中国的定位很高，消极的一面是美国将会把很多责任推卸给中国，给中国笑脸，但让中国买单”。[17]奥巴马总统在对华政策上所展示的一系列 “新政”姿态，恰好回应了他在总统竞选中打出的口号——“变革”。其实，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外交新政不仅体现在对华政策上，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他在就职演说中向所有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发出呼吁：“只要你们愿意松开攥紧的拳头，我们将伸出手。”[18]他在开罗发表了题为《新的开端》的演讲，以重塑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在布拉格呼吁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在莫斯科呼吁“重启”美俄关系。凡此种种，莫不是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方面的“威尔逊时刻”(WilsonianMoment)。[19]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曾撰文指出，“奥巴马外交的核心点是：美国突然不一样了。美国变了，变好了。因此，到了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的时候了。”[20]美国的利益没有改变，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姿态和调门变了。于是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

回归现实主义政策：两面下注奥巴马采取的威尔逊式的对华政策包含了对中国诸多不现实的期待。

这种期待并非寻求利益互换或达成共识，弥合分歧，而是要求中国在多个方面照顾美国的利益关切，具体表现为：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用意，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中国加强防扩散领域合作的目的，是期待中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的议程保持同步，向朝鲜和伊朗施压;推进两军关系持续、可靠地发展，旨在通过航天、外空、核与网络空间领域的对话缓解美国的关切，增进中国单方面的“透明度”;妥善处理军事安全和海上安全问题，是为了保障美国军舰在中国经济专属区的行动不受阻碍，美国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抵近侦察不受影响;一方面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希望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要求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希望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不受影响;希望降低预算赤字，鼓励私人储蓄，但继续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承认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表示反对保护主义，但只希望中国市场对美国开放，拒绝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和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希望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做出努力，但自己仍然原地踏步。

美国罗列了长长的愿望清单，但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因为它无视或刻意淡化中国在诸多议题上的国家利益和轻重缓急。不仅如此，中美双边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但并没有消除，良好的双边关系气氛只是由于双方集中关注多边议题而造成的假象。因此，在随后的半年内，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国际问题上对中国“深感失望”。

中美关系从高歌猛进向麻烦迭出的转变，始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合作空间，但分歧同样巨大。中国在多边场合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与77国集团和“基础四国”中的其他三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站在一起。中美激战哥本哈根，美国媒体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表现得“强硬”、“傲慢”，哥本哈根气候峰会遂成为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随后发生的与中美两国密切相关的事态导致两国关系的气氛急速改变。2010年1月，克林顿国务卿在谷歌问题上发表有关互联网自由的讲话，[21]批评中国;美国推迟作出对台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但仍宣布了价值60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22]2月，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3月，美国指责中国对天安舰事件的处理态度消极，担当了所谓朝鲜“恶行”的“保护伞”，[23]随后美韩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更导致中美分歧的加剧;5月，美国在联合国推动对伊朗的严厉制裁，认为中国从中阻挠，迫使美国不得不弱化制裁的内容;[24]2010年上半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屡次对中国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

中美之间的上述紧张态势引发了双方的关注，中美均意识到了稳定关系的重要性，曾尝试修补关系，包括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于2010年3月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于同年4月参加美国倡导的核安全峰会并会晤奥巴马总统，中美首脑在多伦多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等，但中美关系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调整迹象。

2010年7月23日，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后会见记者，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强调在南海实行“航行自由”、维护“国际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敦促中国与相关各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25]如果说奥巴马执政初期的亚洲政策以中美关系为中心的话，现在美国正对其亚洲政策做出明显的调整。

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调整的核心内容：一是以传统的五个条约盟友为核心;二是与本地区的新兴力量建立联系，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三是建设多边机制。斯坦伯格称，这是探讨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的基本背景。[26]自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重回现实主义，“两面下注”的战略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奥巴马政府最初的中国问题团队的多名政府官员相继离任。2011年3月30日，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斯坦伯格副国务卿宣布离任，[27]中东、南亚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伯恩斯取而代之。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宣布离任，取代他的是日本和韩国问题专家拉塞尔。4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原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移任驻华大使;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格里格森也离任，取代他的是利伯特。同期，格里格森的主要助手、精通中国问题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米德伟也离开五角大楼，被任命为缅甸特使。

[28]自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协调，而多尼隆并不熟悉中国问题。坎贝尔和拉塞尔成为对华政策上的重要声音，二人都更为强调美国亚洲政策中美日、美韩同盟的重要性，而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主管官员的变化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受到许多不熟悉中国问题或不重视中美关系的官员的影响，而这势必显著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29] 美国在降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同时，着力加强同中国周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30]在政治上，美国高调宣示其“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和定位，频繁派出政府高官访问亚太各国。截至2012年5月，克林顿国务卿已经访问过96 个国家，共计有320天在访问途中，飞行里程高达77.8万英里，[31]其中对亚太国家的访问占了很大的比例。奥巴马总统也曾数次访问亚洲，国防部长盖茨则访问亚洲10余次。这些访问凸显了亚太国家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亚洲多边机制——无论是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还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美国官员访问了以前从不造访的蒙古和太平洋岛国等，还积极改善同缅甸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致力于强化与传统条约盟国的关系，努力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关系，积极创设或加强新的多边协调机制，包括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和其他三边关系，尝试“建造一个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结构”。[32]美国并非简单地参与到这些地区安排中来，而是要主导这些地区结构，直言不讳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经济领域，美国强调亚太地区是增加国内就业、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关键，为此推动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批准，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并着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

在军事领域，美国积极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军事关系，努力构建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准军事关系。这些措施并非都是显著的“增量”，也借助于一些言论和行动，如美国同多个国家进行的“2+2”会谈(外长加国防部长)、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倡导的联合军事演习等，都让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存量”更加引人注目。美国激活亚太军事存在“存量”的思路在其官方文献中体现得非常清楚。报告《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11：重新界定美国的军事领导》提出，重新定义美国的军事领袖作用，让美军扮演四种角色：协调者(facilitator)，即协调美国政府各机构和其他机构，以促进国家利益;赋能者(enabler)，即协助增强其他国家的能力，以促进共同利益;召集者(convener)，即协调和加强与各国的军事关系，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保证者(guarantor)，即如果必要，美国将单独或者协同盟友和伙伴共同威慑并击败侵略行为。[33]概言之，美国要扮演领军角色，在不增加美国军事存量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其他国家或者协调盟友关系来增加美国军事的总量。

此即美国军事领导地位的内涵。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防务要务》基本沿袭了同样的思路，这也是美国军事战略东移的公开宣言。[34]两份关键的军事战略文件均强调“领导”(leadership)地位并非巧合，这恰恰是美国军事战略东移的主旨。在具体的战略执行层面，美国强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增进两军的协调;美韩军事关系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之后也得以加强;美日韩三边防务协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美菲军事关系的改善也显而易见，这不仅包括美国向菲律宾出售军事装备，还体现在美国海军在退出苏比克湾近30年后，再度以轮换部署的方式重返苏比克湾。美澳军事关系显著加强。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将在澳大利亚部署200 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并逐步将这个数量增加到2500名。[35]美国还计划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并增加美国与新加坡军队的协同训练。美军自身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加强也比较明显，特别是美国着力经营关岛军事基地，未来关岛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枢纽海空军基地。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2012 年6月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宣布，未来将有60%的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争议问题上，美国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国的争议方，诸如在黄岩岛问题上有限度地支持菲律宾，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支持日本。如果美国的军事计划如期实现，那么其未来的军事中心明显转向亚太。[36] 克林顿国务卿于2011年11月在东西方中心发表的讲话，暗示美国“必须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将与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内”。[37]这种政策框架的目的在于敦促中国 “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遵守一套从知识产权到基本自由等各个方面的行路规则”;当中国“不承担影响力扩大带来的责任时”，美国将“尽力鼓励”中国“改变路线”。[38]美国的新亚太政策淡化了中美关系，其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对中国形成约束和牵制。这几乎可以称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规制主义”，[39]即通过双边对话敦促中国军事透明，解决双边分歧;在地区或全球领域内敦促中国遵守美国认可的规则。而如果中国遵守美国认可的规则，中国的作为空间必将受到限制。

适应与防范：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奥巴马执政两年后，美国国内开始讨论奥巴马政府是否有一个大战略。

多篇评论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认为奥巴马政府缺少战略或者战略家，称所谓的“奥巴马主义”就是“没有主义”(No Doctrine)。[40]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有大战略，而且是两个：一是多边收缩(multilateral retrenchment)战略，包括减少美国的海外承诺、恢复美国的形象、将美国的负担转嫁给全球伙伴;二是重拳反击(counterpunching)战略，即在全球防止其影响和理念受到挑战，安抚盟友，向竞争对手展示对抗意志。[41] 奥巴马政府是否有一套对外大战略姑且不论，过去四年来中美关系经历的波折起伏和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足以说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形成于三个基本背景之下。其一，美国经历了多年的反恐战争，软硬实力受损，金融危机更导致美国经济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不仅需要削减财政赤字，还需要振兴经济。其二，国际力量转移，新兴经济体崛起。奥巴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 “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并且“面临局势转变的时刻”;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影响中心，包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美国“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论这个国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独自迎接全球挑战”;[42]“国际秩序中相对权力的持续转移和日益增强的联系意味着一个战略拐点(StrategicInflectionPoint)的出现”，日益变化的权力分配预示着世界正朝向一个“多节点”(Multi-nodal)的方向发展。

这个世界不再表现为对立集团间僵化的安全竞争，而是基于外交、军事和经济权力而达成的受利益驱动的联盟。[43]美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力量转移的态势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和战略指南中均对此有所强调。[44]其三，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的崛起是近几年国际社会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指标分别是：美欧相继受到金融危机重创，而中国基本独善其身，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幅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认为全球和亚太地区不断演变的战略图景中最具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的崛起将继续重塑国际体系。[45] 塑造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三个基本背景均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也是奥巴马执政初期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之一。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不可能单独应对包括全球变暖、国际经济复苏、地区安全挑战在内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诸多挑战，中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在国际力量的转移过程中，中国显然也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最主要力量之一，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互动模式将随之产生变化。中国迅速崛起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中美双边领域的互动也将产生变化。在奥巴马执政的四年中，这三个基本背景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动，而美国对华外交和安全战略却经历了重大调整，从最初探索中美战略稳定转变为对华采取“两面下注”战略。

美国“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首先，美国很难平衡“适应”和“防范”之间的关系。由于逐渐淡出反恐战争，美国开始进入一个缺少主要“敌人”的时期，而美国当前面临经济复苏缓慢和削减赤字的压力，国内利益集团仍然存在较强的寻找敌人的冲动。最近几年，美国部分政治力量大肆宣扬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46]和中国在外交方面的“过分自信”，炒作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言论面对的是美国国内的公众，其目的是降低削减财政赤字对美国军队的影响。近来美国提出的“海空一体战”很难说是为了其他目的、针对中国以外的国家。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友敌”定位，很可能最终将中国塑造成潜在的“竞争者”、“对手”，而不是可以合作的“朋友”。

其次，美国在对中国进行防范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合作，亦很难实现。

中国对于美国经济复苏、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需要进行合作是美国政府内部达成的基本共识。当然，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所言，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即使出现分歧也不致破裂，并能够继续合作”。[47] 但“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动态的管理”。[48]中国当然也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并实现中美合作，但面对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姿态和“防范”政策，中国难以达到美国所期待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再次，“两面下注”只会增大中美双方的“互疑”，而无助于增进互信。

从过去两三年来中美两国学界和媒体的评论来看，中美“互疑”呈上升态势，[49] 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引发了中国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深度疑虑。中美双方都关注对方的战略意图，但各自作出的解释和保证却未必能被对方所接纳。例如，美国一方面在实质上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将重返亚太解释成主要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让中国无法理解。美国担忧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尽管中国在高层互访和官方文献中明确表示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美国仍然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够透明。

又次，美国对华“两面下注”还制造了亚洲各国的混乱。中国崛起必然对周边国家产生各种影响，由于其中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历史问题或领土争议，这些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中国形成一种力量平衡，但它们绝不期待中美形成对抗态势，因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最符合它们的利益。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两国中间选边站队。

最后，美国对华“两面下注”将导致未来的危机管理难度增大，而这些潜在的危机并非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很有可能也存在于第三国，包括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争议问题上立场模糊，一方面表示在主权问题上不采取立场，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甚至宣称争议海疆属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条约覆盖范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骑墙姿态从地区紧张局势中“渔利”，这不仅会增加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还可能导致周边国家误用美国的“有限承诺”，并且有可能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争议转化为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始终存在“遏制”与“接触”的论争和摇摆，与之对应的“中国威胁论”也起起落落。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美国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略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而19世纪欧洲的均势战略同样不适用，[50]“遏制”显然是一个过时的战略。同样，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接触”战略也不能管理中美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战略既非“遏制”，亦非“接触”，而是 “两面下注”。这种战略并没有解决“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而是部分地“适应”中国的崛起，以争取中国在美国关注的议题上提供支持;同时部分地“防范”中国的崛起，以避免或约束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简言之，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友敌”(Frienemy)。[51]这种战略更像是权宜之计，口头上宣称适应中国的崛起，但行动上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而这显然无法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对华战略似乎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

中美战略不稳定的前景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其政策的延续性将大于变化，不少官员甚至对当前的对华战略自鸣得意，认为重拳反击 (counterpunching)战略不仅有利于改善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而且能够有效地防范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空间的挤压和主导地位的挑战。然而，美国这种部分“适应”中国崛起、部分“防范”中国挑战的战略不仅包含如前所述的诸般内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已经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正在动摇。虽然中美高层互动频密，官方交流渠道畅通，虽然美国一再重申重返亚太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但两国学界研究和媒体评论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上升。对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美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视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包括经贸和意识形态等挑战。膨胀的“中国威胁论”不仅唱和了美国战略重返亚太的大背景，而且突出了中美利益冲突的一面，“防范”有可能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调。同样，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动作，更多中国学者认为随着美国淡出反恐战争，缺少敌人的美国正致力于遏阻中国崛起，而非致力于促进中美战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