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建设论析] 论少数民族的发展

相关热词搜索：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建设论析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化传统;文化建设 生态伦理一般是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有关的生态活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 以及调理原则，是人类处理本身与周围的动植物、自然环境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 系列德行标准。从它真正被人们定义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但它的起源几乎可以 追溯至人类文化产生之时。在人类文化发展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化都是以民族为 载体的，因此对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把握少数民族独特的 文化特性，还可以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生态伦理观念。根据少数民族的生 态伦理特点及地域特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文化建设决策，不仅有利于当地生态环 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本文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特有的 民族文化为视角展开研究，阐释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期为正 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农业大省―――黑龙江省，进一步改善野生动植 物群落、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打开新的视角。

一、文化与生态伦理的二位一体关系 (一)文化是生态伦理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载体。在历史上，诸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 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始终致力于从各自学科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但 迄今仍无法给出一个精准而普适的定义。综合来讲，“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者 一个民族)能被传承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行为尺度、价值观念、传统风俗、 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即是人类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 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游离于物质之外又在物质之中的凝结能够被传承和 普遍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1］，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文化。文化包罗万象，贯穿 于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不断思考探索而积蕴的思想内涵， 支撑着各地区、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构架，记录着其自身的发展内容、发展脉络及 意识走向。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内，文化展现出的既是对先时内容的发展和延续，又创造着不同以往、独具特色的新内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生态伦理概念的 正式确立时间较短，但生态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化”产生的同时，它几 乎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各地区民族主体思想中。生态伦理的概念是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特殊的时代要求下，由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并总 结出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众为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于生产生活实践 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礼法、习惯，这些为适应自然环境而生的生活方式同时承载 着传承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与认识的历史使命。各民族围绕人与自然的 关系摸索出相宜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第一，宗教文化蕴 含生态伦理要素。少数民族原始的信仰观念与其早期形成的意识活动有关，并反 作用于意识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低，时刻处于自然的威胁 之中，为了维持生存，人类在主观上渴望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认知所限， 人类将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自然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并希望得其庇佑，在形 式及思想上向其表达崇拜，确立了原始的信仰观念，并以此驱动意识活动，逐渐 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所以，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突出表现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与禁 忌文化中。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思想不单囊括了对现实事物认识的理性思维，还 融入了对万物起源、人类由来、宇宙形成等的困惑，帮助人类在面临残酷生存环 境时进行了最早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伦理观。以萨满教为例，作为起源 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宗教文化之一，我国北方地区16个民族中有12个信仰萨满 教或仍保留有萨满教的传统习俗，这其中包括我省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 族、达斡尔族等。到20世纪50年代，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生 活仍相对闭塞，依然从事较为原始的狩猎生产，所以族内对原始的萨满教文化保 存得相对完好，深刻影响着本族的文化习俗、观念信仰等方面。多神崇拜的萨满 教以“万物有灵”为信仰核心，它认为世间万物为天所生，一切运动规则皆由神来 掌控，神具有比人更高的思维方法和意识，他们通过赐福或降祸的方式支配人类 的生存环境。这种为维系人类生存，将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进行神化并加以崇拜 的行为，深刻地体现了自认为本的生态伦理观念。在萨满教的宗教观念中存在着 纯粹的生态保护观念，它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生存的朴素生态哲学 观，它要求信众平等地看待世间万物，珍视大地、森林，珍视动植物，表现出对 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这不仅是对古老崇拜观念的延续，同时也表达了对作为意 识来源的大自然的重视和感恩。当人们失去理性、无法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 系时，萨满教则会凭借禁忌习俗等形式强制进行调节，从而稳定人与自然的平衡 关系。如在特定区域及时间内禁止渔猎、采集活动等，这种对本区域内生态环境 进行保护的努力，都是少数民族先民在长期的自然生存实践中得到的启示。第二， 传统文化凸显生态伦理要素。生态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中形成的一套为了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文化体系，其主要通过生活方式和语言文 化来表达。以赫哲族为例，因其生活的地域气候寒冷难以发展农业，但渔猎资源 丰富，形成了以渔业为主、采集与狩猎为辅的生产结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 鸡飞到饭锅里”是赫哲族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谚语，形象地说明了赫哲族聚居区域 自然资源的富饶程度，侧面体现出渔猎民族与自然生态系统依赖与融合的平衡关 系。赫哲族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自然环境进行长期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渔猎文化。据资料记载，赫哲族民居除少数依山而建，其余均分布于江河两 岸。在清末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赫哲族社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生产方式 基本凝滞在渔猎形式，基本社会形态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作为典型的渔猎民 族，赫哲族对自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以全面直接地获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资源 为主要生存方式。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渔猎民族的物质生产力处于较低的 水平，也使得渔猎民族为了长期的生存发展努力维护生态的平衡，不会竭泽而渔。

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简单、朴素的平衡关系，使 人类与自然得以和谐共处。

(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生态伦理体现了文化的传承。虽然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活动不再局限 于环境限定的框架之内，但相异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相异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本 地区的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化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如果说影响相异文 化形态形成的外部因素是自然环境，那么内部因素就是文化自身在逐渐适应、改 造和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性。各区域内的人类群 体为适应本地特有的气候、地理、能源、动植物群落等生存条件，开发利用本地 区资源，研发并使用独特的工具与技术，最终形成其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 经济模式。如，对以采摘果实、打捞鱼群、追捕野兽为生的鄂伦春族而言，为了 适应生存环境、满足生存需求，采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是 必然选择。由于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鄂伦春族游 动迁徙的生存模式并不会导致生物锐减或灭绝。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限定的生存 环境中，为满足生活需求进行的狩猎活动帮助野生动物种群淘汰了老弱病残的个 体，优化了群落结构，这种适度的狩猎采集方式更符合自然规律，它维持了野生 动物种群内死亡数量与繁殖数量的平衡，更具合理性。鄂伦春等与自然环境具有 更为密切纽带关系的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着人类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以维持生态的 平衡为基本前提的精神内涵。当今社会，人类的生存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对野生 动植物的依赖，由渔猎文化发展到游牧文化乃至融合至农耕文化时，更多面对的 是驯化了的牲畜和人工培养的作物，但世代传承的渔猎文化的精神内涵依旧深植于鄂伦春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之中，族群依旧推崇以万物为本的自然本体思想，人 与自然之间依然呈现着不可割裂的依赖关系。第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

人区别于动物，具有严密自主的独立思维及超越感性的理智等特性。人类来源于 自然，也无法脱离自然独立生存。人运用思维、理智、活动和技能等能力不断地 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同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促进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几乎从存 在之初，人类就开始从伦理的高度思考和认识其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恰恰促进了 生态伦理的萌芽。少数民族的文化蕴含着多样性的生态伦理思想，它形成于特定 自然环境中，“不仅可以一种感知的符号化的形式存在，还以人为载体，以思想 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思考和认 识，也包括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习惯法。”［2］从某些角度来看，更为 贴近自然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能感知体悟 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层内涵。无论是以自然万物的本原为研究对象，或是摒弃了 自然哲学的宇宙论道路，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存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全 过程等依然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人类在对自然认识、探索及研究的过程中 形成了各类生态伦理的观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被表 现出来，而生态伦理观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生态伦理多方位促进文化建设 (一)生态伦理指引文化建设的价值向度 第一，生态伦理纠正生态危机引发的价值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演讲稿《学 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 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 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个人之间直接的私 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他认为现代社会诞生于“祛魅”，当今社会多元化的价 值观相互碰撞、影响、交融，导致人们原本的价值观逐渐消失甚至被取代，社会 中的各种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以逐利为目的进行激烈的斗争，崇高信仰和正确价 值观也日渐式微。“当科技的迅猛发展把上帝从第一推动力的信仰搁浅到一个普 通的平凡的位置上时，人们就不再对任何存在怀有敬畏之心。”［4］从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生态环境的演变是人与自然彼此作用的结果，人类改造自 然的能力不断提高，越接近现代，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越明显，这种变化带 来的结果也越恶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人类被这种错误的 观念支配着，过于看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将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对自然 索求无度，恶果也日益显现，温室效应、植被锐减、土地流失物种灭绝、水资源污染、矿产开采过度等。如20世纪80年代初，饶河地区掀起养貉、养狐的热潮， 鱼类饲料的需求量大增，价钱低廉的小杂鱼最受养殖户欢迎。为攫取暴利，无良 渔民狂捕乱捞，用各种违禁渔具毁害大批鱼苗，各种鱼类一度几近绝迹，鱼类群 落难以维持正常繁殖，区域内物种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坏。1986年，政府启动的万 亩灌区工程使林地密布、沼泽纵横的四排赫哲族村草甸基本开垦殆尽，严重破坏 了该地区生态环境。这些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恶劣的影响， 甚至危及人类生存。第二，生态伦理体现文化重塑中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 一直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并非独立于自然之外，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同时 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二者在这种价值层面上地位平等且价值内容相互交融。人 类中心主义的盛行错误地指导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后果有 诸多惨痛的教训可以借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转变、瓦解甚至崩溃，充分说明 要使人类过上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仅从制度和技术上解决是不够的。民族文化的重 塑过程也是民族生态伦理的重塑过程，生态环境与生态伦理的发展变化具有统一 性，需要从生态伦理的高度上重塑民族文化，引导人们将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 观与客观真理相结合。只有使人与自然间呈现和谐稳定的平衡关系，才能实现二 者内在价值的最大化，忽视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价值量的缩减乃至消 亡。因此，人类不应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客体，自然与人类同样具有主 体地位。只有人类平等地看待自然，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从实 践与文化层面重新塑造客观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继而使已然遭到破坏的文化得以 重塑，使得人类以蕴含科学生态伦理观的文化为依托，从正确的价值观角度出发， 发乎内心、主观能动地守护家园、维护生态、保护地球。

(二)生态伦理决定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 第一，生态伦理语境下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以黑龙江省来说，由于少数 民族聚居地地广人稀、渔猎资源丰富，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择水而邻、依山而 居，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渔猎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形成，这 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这种淳朴的自然渔猎经济活动贯穿于民族社会 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直至清朝末期。清末的放垦政策使关内大量汉族群众携带 农耕文化进入东北地区，他们寻找生态环境优良的土地聚居生活、开荒种粮，其 中就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群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影响了 本地区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手段，逐渐学习掌握了农耕技术。文化建 设不仅仅局限于生态伦理方面，但由于对生态环境依然拥有强依赖性，其依旧植 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之上。同时，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满汉文化 与本地区少数民族特有文化融合的双重影响，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宗教、习俗、语言等精神层面都逐渐转变。第二，混乱的生态伦 理观导致社会文化失衡。在农耕文化持久的冲击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影 响下，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走向瓦解。在建国以来的60多年间，少数 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国家治理下，惠民政策深入而广泛地提高了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多数对自然的 改造活动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均未能将生态伦理作为指导，忽视了对生态平衡的 维护。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由市场经济孕育的所谓“主流文化” 不断渗入，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片面地谋求经济利益最 大化，渐渐无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内涵与重要意义。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渐渐落败于不断膨胀的所 谓经济理性，索求无度的经济开发活动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对 民族生态伦理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传统的生态伦理观被不断质疑不断破坏，社 会中形成了新的但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念。错位的生态伦理观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失 衡，使得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生态伦理所赋予的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即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第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继承性、延续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等特性。由于各 自存在的差异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相遇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冲突。生态伦理语境 下的文化建设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求同 存异，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形成面对因环境及时代变化产生的新 问题时科学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念。其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 引导人们摒弃旧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欣赏和关爱自然，塑造人与自然的道德 关系，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方位构建以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为目标的新文化体系，使和谐发展融入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将人们置于 新的科学的文化体系之中，帮助人类向内重塑缺失的生态伦理观，是生态伦理确 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这不仅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 平的必然结果。

(三)生态伦理引领文化建设的教育导向 “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 水平，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 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 精神生活。”［5］因此，生态伦理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指引文化建设是必然要求。

第一，教育手段是生态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越深刻，人 类越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的二重属性，现代化的发展把人从原始的自然意识中解救出来，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但也因利益驱动使人类痛失往昔的生存环境 和精神家园，彻底颠覆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意识到如果想使自然正常的存 续下去的话，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 共存。”［6］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绝不只是意识的觉醒，而应成为全人类生存智慧 的指针。实现生态伦理建设离不开法律、行政法规、经济、科技等一系列外在手 段，但只有从教育层面入手，引导人们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 才会使和谐发展形成内生的源动力，从精神层面助力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和造就现代生态伦理建设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使之成为理性的生态人，为新时代科学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及生 态伦理视阈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第二，教育手段帮助文化建设实现最终 目标。在道德教育的范围内，生态伦理的教育旨在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 关系，从全局角度提高人类的道德素养，形成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文化， 并以此指导人们的思想及实践活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从生态伦理出发，文化建设确立 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目标，而教育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态伦理教育是一种施加影响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培养人 类的道德素养，这一道德素养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活动主体的人 类依据生态伦理的标准而行为。”［7］生态伦理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摒弃与生态伦 理相悖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的利益与人类自身的利益统一起来，使人们真正 意识到生态道德是精神层面的内在需要，是实践层面的方向指引。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举措 运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理性的 判断和选择，发挥生态伦理在文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引导作用。生态伦理文化建 设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促使我们发现现存生产、生 活方式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症结，引导我们认识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 中的欠缺和不足，实现我们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的高度统一，为生态文明的建设 目标共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和谐发展为准则，实现 对传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及现代理论 精髓，构建和谐生态伦理观。

(一)传承和扬弃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中蕴藏了很多科学思辨的方法，但其仍是一种 朴素、感性的生态伦理观，局限于解决人与自然直接接触时，低水平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简单矛盾。由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人类思想观念转变等原因，面对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物质生产活动给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生态 伦理问题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难以全面、完整、系统、有效地解决，所以现代 生态伦理观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扬弃必须 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粕取精，构建与时代背景及现实情况相适应 的精神内核。鉴于少数民族对其特有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天然内在的 情感依赖，缺乏全局的理性认识，所以在进行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时，要注意在 不损害少数民族情感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引导与情感培养。

(二)建立并完善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模式 生态伦理意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意识之一，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全社 会的生态意识觉醒为目标，加强科普教育和大众宣传，提高群众的生态伦理意识， 制定生态伦理相关政策，建立新生态经济模式，使公众对生态伦理语境下的责任 与义务拥有清晰认知，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为生态保护提供 内在保障。现今少数民族深陷生态危机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 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逐利至上的经济发展理念使人们忽视 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传统生态伦理在新时期难以发挥引导作用，而现 代生态伦理仍处于缺位状态，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缺乏科学生态 伦理思想引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活动，如过度的矿产资源开采、不加节制的渔猎 活动、不计后果的植被破坏等，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难以为继。为了保持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对以生态伦理为指导的新经济模式的建 立与完善早已迫在眉睫。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态经济观念，实现生产方式由粗 放型向生态化集约型的转变，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联结起来，从思想 上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以生态经济模式为蓝本走出一条和谐可持续的发 展道路。

(三)发展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环保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自发地 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有意识地发展符合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生态化技术，这种 生态化的技术不同于以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一般技术，而是将环保理念贯 穿于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之中。“并不是把科学技术与生态学划等号，也不是把科 学技术单纯地生态化，而是在发展和创新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结合生态化的意识和 思维，使得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理念。”［8］生态 技术由其他技术的“人―――社会”二维意识转向“人―――社会―――自然”的三维意识，真正地将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结合起来，它的运用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准则，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利 益契合点。生态技术为生态伦理提供技术支撑，促进生态伦理观与实践的结合， 为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提供现实的参考，同时成为文化建设重要的实践成 果。

作者:武卉昕 刘胜美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