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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市城郊都市农业劳动者的案例研究

基于H市城郊都市农业劳动者的案例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加快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在城区面积不断增加、非农产业连片集聚的都市扩张中,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城乡结合部日益成为展现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景观性场域,商业贸易大楼、物流集散中心、教学科研院所、高层住宅小区这些如同地标性建筑的规划支撑起城郊用地的主流设计。然而与之几乎同时伴生的,还有都市农业的兴起。2009 年,笔者第一次来到位于 H 市城乡结合部的东南农场都市农业园,①接触到都市农业的从业者——都市农业劳动者——这一新兴职业群体。

通过先期走访,都市农业劳动者摆脱传统农民的大田劳作和身份限制,自由进入到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从事都市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化特征尤显突出。在将都市农业劳动者确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后,通过对园区内都市农业劳动者的深入接触与访谈,进一步理解在传统自给型农业向现代商品型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在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中国社会独具特色的个体化进程中,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等问题。

1.1 问题的提出 1.1.1 都市农业劳动者的产生引起笔者最初兴趣的是大众媒体对都市农业的强力推介与宣传,在人们对绿色农产品与短途休闲度假的美好想象中,新落成的都市农业园区创造了“红薯空中挂,蔬菜水上漂”的奇特景象。以往田间土地上的作物种植因科技的介入而变得可移动。传统的灌溉、栽培方式被营养液浇灌、管道栽培、墙体栽培、水培、汽雾培等新名词重新诠释。1998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都市农业研讨会标志着我国都市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展开。②第二次农业普查③资料显示,截至 2006 年底,全国范围内在温室与大棚等设施农业中种植的蔬菜有 723 千公顷,食用菌 46 千公顷,水果 137 千公顷,园艺苗木 47 千公顷。国务院在《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中也提出在大城市郊区建设多功能农业区,“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效园艺产业和畜禽水产业,提高大城市‘菜篮子’产品的自给率。在稳定城市副食品供应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农业的生态涵养、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①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先后成为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选定的中国“国际现代都市农业试点示范城市”。其他如重庆、天津、南京、郑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深圳、厦门、大连等地也都依据自身条件在原有城郊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都市农业。......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本文将东南农场都市农业园的都市农业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思路并不仅限于对该群体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的描述性分析、呈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职业化转变以及在农业结构性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农民再造问题,而是建基于此个案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进程中, 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农业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对传统家庭观念、生活方式与预期的影响,自我教育、非正式培训在促进现代农业职业劳动者成长过程中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消解与旧有思维定势在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再嵌入等问题,揭示社会个体在就业、教育及生存理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自主性与社会制度性制约机制之间如何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因而个体化是本文认识与理解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同时,为了补充个体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方面的不足,还借助了中国学者利用个体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所作的人类学个案分析经验以及描述中国社会特有现象的“关系”概念予以补充。

个体化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亦是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①本文是在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意义上使用“个体化”概念,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意味着原有社会形式,如阶级、族群、性别角色、传统家庭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又指的是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了个体。透过 ...... 第 2 章个体化理论与经验研究作为描述社会变迁、制度重构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再塑造以及社会个体的自我形塑过程,个体化命题所呈现的并不是现代独有的社会现象。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束缚建立工业秩序以及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社会形塑其成员的个体性,社会个体也在通过他们的社会交往编织成的社会关系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社会。这种互构作用不会长时间保持原有状态不变,“个体化”涵义也在社会结构的演变中不断呈现新的形态,累积新的规则,增加新的限制。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关于个体化的理论阐述也因此不一致,但旧有社会关系的瓦解与新型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个体面临新的社会选择与约束等问题均是其共同关注的内容。

由于个体化理论涵盖了社会生活方式与境况、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制度与结构等各方面论述,本文拟从社会个体的职业生涯与生活境况角度进入,梳理不同学者有关现代社会个体化进程对社会个体职业生涯与生活境况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社会个体对自身职业生涯的选择与生活境况的设计的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

2.1 个体化理论 2.1.1 西方个体化理论研究脉络个体化被视作一个旧有社会结构与传统消解,新的社会形式和秩序重构的制度化过程,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呈现出在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再生产领域、再分配领域各方面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那么,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人们所脱离的那些支撑的社会形式和保障是什么推进这一过程的社会条件和媒介是什么这种个体化过程将引向什么新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化形式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构成了西方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马克思从阶级和社会不平等角度阐述了这种社会转型。

他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工业秩序不断将人们脱离原有的封建传统、家庭、邻里、职业和文化,这种解放和脱离的过程使个体的无产者参与到市场交换中来,并随着自身生活条件的贫困化和被剥削社会地位的固化而逐渐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化。“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取代封建传统,成为支配生活世界、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主导社会理念与思想。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创造,它具有前资本主义的起源,被工业资本主义体系重塑和现代化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传统的与身份相联系的社会地位已经同专门知识和市场机会相结合,这种结合从实质上分化了社会阶级地位。而迪尔凯姆则在 “传统-现代”变迁的意义上讨论个体与社会的张力问题,他认为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整合因素,个人的自主性越强,对社会的 ...... 2.2 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实践历程 2.2.1 毛泽东时代的乡村个体化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经济由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1958 年在农村试行人民公社制度。1960 年 11 月,明确人民公社所有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依次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1962 年 9 月,正式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原先生产权归生产队,分配权归生产大队的组织形式。至此,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自我完善过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务院下发文件,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总体上是将社会成员吸纳到组织化的生活中,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建制,将自然村划归在生产队这一级。自然村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聚居村落,村民之间相互熟悉,这种建立在稳定、可靠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区既可共同应对外部世界,也能共同约束内部行为。对村民的约束常常是成文或不成文的村规民约以及道德舆论。自然村的规模大小不一,根据全国生产队平均一、二百人,三十至五十户的规模,大的自然村被分割,小的若干相邻的自然村又被联合成一个生产队。这样的生产队打破了原有自然村的界限, 国家以此有意识地用行政建制切割了宗族网络,用新生力量制约了传统力量。经过人民公社 20 年共同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实践,由小自然村联合而成的生产队内部组成了新的熟人社区,而被分割成几个生产队的大自然村,因彼此失去了共同生产、生活的共同体而渐趋解体。根据国家意志建立起来的生产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是一个共同生产单位,又是一个集中分配单位。共同生产和集中分配使生产队真正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它不仅具有明确的自然边界、行政边界, 而且具有明确的经济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基于共同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利建立经济边界,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建立社会边界,基于共同价值体系的心理与社会认同建立文化边界。因而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其实具有这五种可以识别的边界。①对于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社会流动性不高的村落来说,这五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由这些边界划定的范围,也就是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与精神归属。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集行政与经济权力于一身,摧毁了传统宗族的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体制,以血缘、姻亲关系联结而成的社会关系被带有政治性的同志关系所取代,国家通过将个体卷入政治的方式为个体制造了与传统的脱离,但进入新的公共社会空间的个体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在国家推行的阶级认知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个体被要求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的绝对服从,用魏昂德的话来说,农民形成了对集体、国家的组织性依附。以贝克个体化命题中的脱嵌、去魅与再嵌入的三维模式来衡量这一高度集体化时期,社会个体被从传统祖荫、宗族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国家预设的各种社会角色中的历程,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个体化 ...... 第 3 章东南农场:个案呈现的场域 ........................................393.1 东南农场概况 .....................................................39 3.1.1 自然概况与历史沿革 ..............................................39 3.1.2 都市农业发展历程与条件 ........................................41 第 4 章都市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化建构 ...................................51 4.1 都市农业劳动者职业化建构历程 .. ...................................51 4.1.1 职业群体的形成(1997—2001) ....................................51 4.1.2 职业群体的培育(2002—2006) ....................................54 4.1.3 职业群体的塑造(2007— ) .....................................57 第 5 章都市农业劳动者职业化建构的问题..............................77 5.1 组织性弱势地位的限制与补偿 .....................................77 5.1.1 维权的策略性行动 .............................................77 5.1.2 不融洽关系的消极对抗 ........................................79 第 6 章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产生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产物,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群体,其社会角色的塑造与被塑造仍处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角色的塑造与被塑造都表征着一种社会结构的秩序化, 体现着一种社会安排。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是外在力量培育与个体积极参与的互动过程。所涉及的面向不仅有农业经济体制的革新、农业组织机构生产经营的市场化调整,还有都市农业劳动者在这一变迁中将新的就业机会与生活空间结合的适应性等问题。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就业体制内外有别的制度框架下,要实现城乡结合部农业劳动者的角色再造,还需要立足于现实社会基础,在梳理农用土地经营方式和农民劳动伦理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新兴职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行动逻辑。

6.1 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塑造6.1.1 从代耕到租种的农地利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农村结束了集体化时代,人民公社解体,包 ...... 第 7 章结语都市农业劳动者是参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化农民,都市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化表现在摆脱既有户籍身份的自主择业,表现在工作所需劳动技能的自我培训与提高,表现在与现代农业企业的合作及共生,表现在与城市食品消费市场的紧密衔接,表现在从业者的社会化生产与经营方式的改变,表现在都市农业劳动者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重新界定等各方面;同时,都市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化亦受城乡二元户籍分割体制、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与用工制度、城市化与市民化政策、社会保障与福利分配机制等结构性约束与限制,源自职业化本身的就业风险由社会、国家、组织层面直接转嫁到从业者身上。总体来说,依托组织提供的农业设施平台,都市农业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自营性质的农业生产模式仍将长期存在,长期迁居也将是都市农业劳动者未来仍需保持的一种生存状态,城乡结合部现代农业区“亦城亦乡”的模糊性亦可视作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7.1 制度化生存社会个体生活在各种具有规范性与引导性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环境中,教育制度、劳动制度、流动制度、监督制度、评价制度、惩戒制度等个体化社会不断更新的体系性规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与渗透,使社会个体的生存状态总体上呈现一种趋同的结构性特征。这种趋同一方面部分地割裂了与传统的社会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走向,所谓“生活在当下”。社会成员在针对个体的制度规范、引导下编织私人生活,从而构成其日常生活、职业、教育规划的现实考虑与“不想太多”的未来预计。从个体化角度看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群体塑造和职业建构,首先是源于社会流动与农业产业化升级形成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使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农民,拥有了在农业与非农业就业领域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与机会。劳动力作为资源进入市场,具有了商业使用价值。进入都市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选择符合其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境况的预期。尽管不是所有都市农业劳动者都从都市农业的生产经营中获益, 但参与了社会流动与就业选择的都市农业劳动者开始将自己作为独立的社会个体从既定群体中脱离出来,并将自身职业化有可能的成功视为通过努力工作而获致的结果。与之相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常常不足以维持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即他们不可能靠务工收入在城市安居,他们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①但都市农业劳动者在都市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往往能够实现其以家庭为单位在城乡结合部长期居住的可能,并以具备诸如购置生活用房产的消费能力、为子女在市区上学、务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实力等,而获得所属业缘群体的普遍认同与自我价值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