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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分析_现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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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分析

    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分析 众所周知,林纾是反对别人称他为桐城派古文家的。然而实际上,无论是 其古文创作思想,还是其创作实践,抑或是其晚年与桐城派古文家的相互借重, 引为知己,林纾都与桐城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桐城派古文的核心纲领是义法, 林纾古文写作同样将义法作为关键,即使是为大量的翻译小说写作序跋的时候, 他也同样坚持古文义法标准,这些小说序跋因而也是其古文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属于文章内容的义,还是属于行文结构 的法,林纾的小说序跋都表现出了对桐城派的明显超越,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色 彩。长期以来,学界对林纾与桐城派之间关系的讨论争议不休,却对其于桐城派 的超越关注不足;讨论林纾古文理论思想的较多,却未将其大量的小说序跋纳入 到考察视野,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林纾的文学思想以及对中国文学观念现代 化所作的贡献,都有所偏颇。本文将义与法作为对林译小说序跋解读的切入点, 以期对上述问题有所阐发,并就教于时贤方家。

    义法是桐城派古文的核心纲领。桐城派古文的不祧之祖戴名世就提出:立 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

    桐城派古文的奠基者方苞对义法解释道:《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 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其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 围绕着方苞的义法说展开论述,在他们的倡导和示范下,天下文士,一时多归向 桐城,号为正宗。

    按照桐城派古文家对义法的阐释,所谓义,主要指儒家特别是宋儒有关政 治、道德方面的内容,属于古文表达的内容范畴。戴名世在解释义时说:近类而 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也即在儒家思想的统 领下,一切有益于发扬经典、辨析事理、记载史实、通达事务的作品,都可谓有 物之言,即合乎义的准则。尽管其后的桐城派古文家如梅曾亮认为古文创作要适 应时代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内容,主张因时、感物、适境,张汝纶在近代新的社 会现实环境中,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兼习西学,打破了桐城派为文局限于儒家义 理的部分桎梏,但总的来说,桐城派古文所强调的义以儒家义理为纲的观念并没 有多大的改变。这也是桐城派古文在近现代遭到不断攻击与否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传统功名的文人,林纾对儒家义理也是极为重视的。林纾在 京师讲坛上,多年来一直为各类学生讲求儒家义理之说。他极力推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荆川生平以道自任,语语不脱理学,即文字亦千 回百转,务期表明道真。他不断告诫学生:自六经来,乃为真文。但是,林纾在 用古文为自己翻译的域外小说写作序跋的时候,他对义阐释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对桐城派古文甚至林纾本人古文之义的新突破。

    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翻译法国小说家大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 开始,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去世,林纾一生翻译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小说。

    按照现代学者钱锺书先生的看法,林纾这二十七年的翻译以民国二年(1913)译完 《离恨天》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林纾前期的翻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按, 指《离恨天》)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林 纾前后期的态度不同,从一点上看得出。他前期的译本大多数有自序或他人序, 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有《短评数则》, 有自己和别人所题的诗、词,还有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 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赞赏。尽管讲了些迂腐和幼稚的话,流露的态度是 庄重、热烈的。⑥的确,作为一位忧时愤世的爱国文人,林纾积极响应梁启超等 人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把翻译外国小说作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利器。他总是 在所译小说的序跋中,不厌其烦地阐释其翻译意图,所言义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

    (一)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林纾所处的晚清,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列强豆破瓜分的局面,亡国灭种的 危机促使林纾把自己的小说翻译与民族救亡事业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用翻译外国 小说作为启迪民智、警醒国人的有效手段。林纾曾慷慨激昂地声称:畏庐者,狂 人也,平生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更不能死者,即强 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在翻译的外国小说中, 他常常用序、跋等形式(如达旨、例言、短评、识语、译余剩语),将外国小说所 描写的情形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加以联系,阐发其中所蕴含的针对中国现实的 启发、教育价值,这也是林译小说序跋最基本的一项内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林纾在为其翻译的美国女作家斯土活(今译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小说作序时, 由美洲黑奴的惨状,联想到海外华工的受虐和当今中国被列强欺凌之惨状,触黄 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因此,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希望自己的小说翻译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光绪三十二年(1906),林纾 翻译完英国作家哈葛德描写西方探险、行劫历史的小说《雾中人》,在所作序言 中就外国侵略者海盗般的行径向国人发出警告:今之厄我、吮我、挟我、辱我者,非犹五百年前之劫西班牙耶然西班牙固不为强,尚幸而自立,我又如何者这样的 文字在林纾所作的小说序跋中可谓比比皆是。正如陈熙绩所总结的那样:吾友林 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一部有一部之微旨。

    林纾自己也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 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他甚至发誓:吾同胞犹梦梦 焉,吾死不瞑目矣!林纾曾沉痛地感慨道: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 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得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

    其于白人之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 即可以并吞中亚。所以,他翻译《雾中人》这部小说,正是警告读者当知畏庐居 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林 纾认为,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而盗力穷矣。这种思想固然有些天真, 但从中不难感受到林纾拳拳爱国之心,更可以感受到他激励国人奋力自强,从而 抵御外来侵略的良苦用心。

    在小说序跋中,林纾往往或根据所译小说的内容,或就其中某一思想,与 中国的社会现实加以联系,予以引申与强调,即使是某些外国小说未必同中国的 社会现实有多大关系,林纾往往也会着意生发,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 者⑧ , 林纾的小说序跋成了他感发国人、催人猛醒的有力工具。在晚清外辱频 仍、国势飘摇之际,林纾以饱满的爱国激情,不断地在他的小说序跋中阐释他的 救国思想,希望国人警醒,抵御外来之盗。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饱满的爱国之情, 向西方学习的大声疾呼,使得林纾小说序跋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桐城派甚至传统古 文序跋所表现的义之范畴。

    (二)鉴者师其德,戒者祛其丑 林纾还常常在小说序跋中对外国政治情况、人情伦理、社会生活等内容加 以说明,以期国人有所了解与借鉴,进而对中国社会加以改革。这同样拓展了传 统古文义的领域。林纾一直认为中国要同西方列强打交道,摆脱被欺凌、奴役的 局面,就必须先了解他们,这就如同进行游泳比赛一样,只有首先学会游泳,才 有可能同别人比赛,否则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 之胜耶 .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 水而斗游者。因此,对所译小说中的有关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宗教、伦理、 民情等的介绍与评价,成了林译小说序跋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外国小说中有关政治革命之类的内容,林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原因 就在于他认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翻译法国作家阿克西小说为《大侠红蘩露传》,小说描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对 贵族杀戮的暴力行径,由此导致天下动乱,拿破仑乘机驱使法国人民进行战争, 致使数十万人伏尸于异域。林纾认为这部小说对当前的中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它让国人知道:法人当日之咆哮,如狂如痫,人人皆张其牙吻以待噬人,情景逼 真,此复成何国度!以流血为善果,此史家所不经见之事。吾姑译以示吾中国人, 俾使好为改革之读者,于事良无益也。这种革命或改革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必正 确,但林纾促使国人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思考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是西方社会的各种弊端,林纾也认为对国人具有警醒价值。英国作家 迭更司(今译狄更斯)《快肉余生》小说,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都是些可哕可鄙 之事,但从中可见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 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林纾在翻译迭更司的另一部小说《贼史》 时也指出: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 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 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林纾肯定迭更司描写下层社会的小说揭露社会弊 端,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加以改革,对社会大有助益。

    (三)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 林纾在所译小说序跋中,还大声疾呼国人急需培养尚武精神。他认为,中 华民族历史悠久,讲究礼节,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又提倡 无为哲学,因而以忍辱为让,以全身为智,故数千年受异族凌贱而不愧。④而西 方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原因就在于他们悠久的尚武传统,泰西自希腊、罗 马后,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流风所及,人人尚武,能自立,故国力因以 强伟。林纾赞赏尚武传统,认为武能之有益于民气也,希望中国人也能养成尚武 之习。林纾在小说序跋中,反复将尚武精神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他对我国传 统中缺乏尚武精神感到缺憾,对历代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奴化、压制感到愤 怒:嗟夫!让为美德,让不中礼,即谓之示弱。吾国家尚武之精神,又事事为有 司遏抑,公理不伸,故皆无心于公战。

    林纾在给《剑底鸳鸯》作序时深有感慨地说: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

    . 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 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他 行将摭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更译之问世。在所译小说序跋中, 林纾对域外小说中所蕴涵的探险、攻剽之意,多加发掘,反复致意。林纾是反对 不义战争和侵略行径的,但对于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国仇是非常羡慕的,他赞赏埃司兰之民虽未开化,然而均洸洸有武概,一言见屈,刀盾并至,迹虽迩于 盗侠,既未臻于文明极治,而阖户噤口,坐受人侮,则未之见也。他认为,如果 我国民也同埃司兰人一样,无一甘屈于人,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则此足救吾 种之疲矣。果人人当敌不惧,前僵后踵,国亦未有不强者。林纾在作小说序跋中, 对贼性、盗侠、枭侠多有关注甚至赞美,就在于其中所蕴涵的尚武之习足以振作 凡陋:盗、侠气概,吾民苟用以御外侮,则于社会又未尝无益。脱令枭侠之士, 学识交臻,知顺逆,明强弱,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宁谓具贼性者之无用 耶若夫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这样的观点,在正统文人 的眼中无疑是在诲盗,由此也可见林纾对千百年来所信奉的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 与突破。

    (四)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 翻译外国小说,必然会涉及到不同于我国的域外政治、社会、宗教、文化 等方面的内容。林纾在所作序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辨别与分析,力求从中 发掘对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有益的借鉴。对于西方社会注重与追求个人自由, 不少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些人出于无知或误解,错误地认为西方人只讲个人自 由,将孝道及人伦关系一概斥为陈腐。林纾对此也指出,西方社会并非十全十美, 同样有其丑恶的一面:寡廉鲜耻,背义忘亲,所谓文明之欧西乃大有人在也。① 因此我们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②但是,林纾更反对一味地拒绝西方 文明,不能因为有些弊端就一概将其拒之门外。为了破除国人对西方的误解,林 纾交代自己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 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③此外,他在小说序跋中大力阐发西方小说中 所蕴的人伦亲情,极力消除国人的误解。他在为《鹰梯小豪杰》作序时指出:此 书为日耳曼往古之轶事。其所言均孝弟之言,所行均孝弟之行彬彬孝友,操行过 于中朝之士夫。④在为《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作序时,林纾不仅列举实例来说 明西人对父母的孝顺与尊敬,而且对美洲一十一龄童子,孺慕其亲,出百死奔赴 亲侧的事迹予以赞美,肯定地指出若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吾决泰西之俗万万不 如是也。⑤在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作序时,林纾提醒读者关注孝子百死不惮、 坚持母仇必复的描写,并再次强调西人为有父矣,西人不尽不孝矣。他甚至认为 国人应以孝子复仇为榜样,愿世上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报亲仇者,则 吾中国人为有志矣!⑥ 当时国人对女权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女权之说,至今乃莫衷一是,或以为 宜昌者,或以为宜抑者。⑦林纾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提倡女权,也非无条件地一概赞同。在为《蛇女士传》作序时,他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英国孀雌威斯马考(即 蛇女士)的做法大加讽刺:孀专主女权,去裙而裤,且靴而见腓,举铃蹴鞠,腾 掷叫嚣,烟不去口。凡所论列,节节为女子称屈,必欲侪于男子而止。对于这样 的女子,林纾通过小说中华格医生对她态度的变化,表明自己对女权主义者的看 法:华格医生原本一心想娶蛇女士,但看到她两个女儿的所作所为举平日蹁跹之 长裙,易为短后,绣阃之中,觱篥四彻。其尤异者,则养龟饲猴,长歌奇喊,于 是,医生大为困惑,得出女权之不宜昌的结论。林纾在为该小说作序时指出:所 谓女权者,盖欲天下女子不归于无用,令有裨于世界女学当昌,即女权亦可讲, 惟不当为威斯马考之狂放,则畏庐译本正可用为鉴戒,且为女界之助。他认为女 子可以讲求权利,追求婚姻自由,但也必须在在伸以礼防,不可逾越礼教大防。

    林纾指出,西方婚姻自由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中贞者固多,不衷于礼者亦屡 见,因此,认为西方人对婚姻的忠贞超过中国固然不可,但认为西方人逾礼失节 多于中国也是偏见。这样的意见在其小说序跋中所在皆是。正如晚清小说理论家 徐念慈所总结的那样:今之社会,向以塞聪弊明,不知中国外所有之人种,所有 之风俗,所有之饮食男女,所有之仪节交际,曾以犬羊鄙之,或以神圣奉之者。

    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也,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 觉大块。⑩这样的评价可谓揭示出了林译小说的独特价值。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林纾在其小说序跋中传达的急切抵 御外辱、力求变革的爱国热情,而且更可以看到,这些小说序跋所涉及的内容, 已对桐城派古文家所谓的义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林纾已经跳出桐城派、跳出传统 文人思想藩篱,不再是在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变革社会的资源,而是紧跟时代 潮流,向西方寻找变革中国的良方。尽管林纾在小说序跋中所表达的义未必完全 正确,但他所传达的观念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促成国人思想由传统 向现代的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纾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发生由传统向现代巨变的关键时期。

    1917 年初,文学革命爆发,桐城派遭到了新文学家猛烈的攻击与谴责,林纾也 由世人推崇的当代古文作家中的老宿⑧,被贬斥为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过, 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学提倡者在抨击桐城派导致了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 与欧洲比肩的时候⑨,林纾实际上已经做了中西文学理论与小说的接轨与嫁接工 作了。林纾视古文为生命,毕生创作与研究古文,他对桐城派的文法理论有继承, 有借鉴,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①,林纾又在其 所作的大量外国小说序跋中,分析、总结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并对桐城派义法 理论加以拓展与深化,他的义法理论既代表着传统古文文法理论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开始。因此,我们研究林纾的古文理论,必须 将其小说序跋中所蕴含的古文思想也包括进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准确地 把握住其古文理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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