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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种族四级制
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为划分政治等级保护统治者特权，实行了与以往少数民族不同的种族制度——种族四级制度。其四个民族等级的划分大致在大德年间（1297-1307）正式确定下来，这在《大元通制》、《元典章》中都有充分反映。元代统治者实行的种族制度，大致将统治区域内的所有百姓划分为四个等级，从上到下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大约言之，元代之种族等级，即蒙古人居首，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而南人最劣，。而在若干场合，则大略分为二级，：即蒙古、色目为一级，汉人、南人为一级是也。第一等级为蒙古人。他们是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为“自家骨肉”。综合文献记载及清初以来各家的考证，当时的蒙古部族大概在四十二种左右。蒙古族作为元朝的统治民族，在四个等级中享有最高的特权和地位。
第二等级为色目人。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西藏以至欧洲各族人概称为色目人，大概包含除了蒙古、汉人、南人以外之各种族。“色目”一词源于前代，唐代开始流行有“种类、诸色名目“之义。在《南部新书》中，色目人即唐时之外族人。到了元代，色目人种类繁多，成为西域至欧洲一带各种人的统称。但是，不同时期对色目人划分的时候，具有不确定性。其中，女真与契丹在不同时期的归属类别又有所不同。大徳十一年, 山东宣慰司中：“末审何等为色目人, 么遭中明降来。”中书省覆之目:“除汉儿、高丽、蛮子子人外, 俱系色日人有。”此时女真与契丹同属色目人。而在元二十一年，确定达鲁花赤去留标准时，有在西北地区出生且不懂汉语的女真契丹同蒙古人，在汉地出生且讲汉语的女真契丹归为汉人一列的规定，仅仅以语言之区别暂时对女真和契丹进行了划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再划分具体的色目人的时候，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划分，而其中女真和契丹族则部分属于色目人，部分属于汉人。色目人在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或作为军队的将领，或作为政府的官员，或作为商人，大量进入汉族居住地区，受到元朝的重视，待遇仅次于蒙古人。
第三等级为汉人。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和部分契丹族女真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两行省的百姓，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类。在《元史》中的“汉人”，在《元典章》中称为“汉儿”。“汉儿”一词发端于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入主中原，对其统治下的汉族人使用此词。元代沿用下来。若汉人一级包含之种族，按照《辍耕录》所记，其数有八，曰契丹、高丽、女直（女真）、竹因歹、尤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其中无狭义之汉人，显系遗漏。第四等级为南人。又称蛮子。指除四川以外的南宋遗民，包括元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各族。南人与汉人所不同的地方，仅仅是所居地域之不同而已。在四等级制度之下，汉人和南人处于比较低的地位。
总之，元朝统治时期，政治简陋，法令粗疏，对于四等级制度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在法律上进行划分，更多的是以惯例去判断某种人该属于何等之等级，更多的带有习惯法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无可非议的是，然在当时，对四等人的区分没有精密的区分，但是四等人享有不同之特权，尤其是占据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处在四等人制度的最后两个等级，必将受到上层社会的层层压迫。元代种族制度下的地方管理情况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地方管理也受到了种族制度的影响，存在着很复杂的状况。首先，在进行地方官员任用的时候，四个等级存在着不平等的状况。在种族四级制下，地方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很少有能担任地方政府的最高官职的。仅南方边远地区遇蒙古人畏惮瘴疠不肯赴任时﹐才允许以汉人充任。在元史《世祖记》中记载：“至元二年二月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而且元史《百官志》记载：“至于地方官吏，则名目极为复杂，然最大多数，皆由达鲁花赤谓之上官。”以上说明元代种族制度下，种族出身在地方官吏任用方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标准，甚至可以直接凭种族出身来决定官吏的品级。
再者，在地方管理方面，不同等级的人在刑律上也存在着不平等。在这一点上，元代的刑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以保维护四等人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的。在元代的司法审判过程中，汉人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相比，其定罪量刑标准存在严重的区别对待。“元统二年，诏命蒙古、色目人犯奸盗诈伪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七月，诏蒙古、色目人犯盗者免剌。至元三年，禁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又令蒙古、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不许还报。”实际上，在遭遇实际问题的时候，由于地方的高级官吏大多是蒙古或者色目人，在判决的时候回更加包庇高等级的犯罪者。《元史》记载，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那么这样，在对蒙古、色目的犯罪者进行处罚的时候，最终的审判权必交由蒙古人做最终决定，那么在审判的时候相应的必然会受到包庇。由此可见，种族制度下不同等级人民在刑律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
元代对汉人、南人实施严格的军事防制措施。元朝统一中原后，至元三年及五年，两次申严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且有谓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者。伯颜任宰相时，为防止南人造反﹐江南农户也禁用铁禾叉。汉人、南人即使担任官职，也不得掌兵器。各路﹑府﹑州﹑县捕盗应备弓箭的数量﹐仍是蒙古、色目官员管理。元代种族制度对地方管理的影响元代实行四等级的种族制度，无可非议的种族制度会对地方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元代在选拔官员时对蒙古人、色目人降低了文化知识要求却提高了蒙古、色目官员录取比率，这导致官吏文化层次差距大，整体素质低下，蒙古、色目人为之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素无学问，内无侍从台阁之闲，外无论思献纳之彦。”有些蒙古、色目官员甚至不通汉地的语言文字，协调处理政务也就无从谈起。除此以外，官员在处理民间纠纷时也会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