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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平发展;时代特点;战略思维;世界眼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4-0006-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 和平作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以此来处理内政外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和平发展的具体观点和主张。

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局势趋 向缓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益凸现。邓小平果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 主题的正确论断,以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旧的时代主题观。20世纪前半个世纪,战 争与革命彼此交织,成为影响世界未来前途和命运的主要问题。由于历史和思维 的惯性,二战结束后的人民不能不受此影响。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带有这 一历史和思维的惯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勇敢地打破历史和思维的惯 性,冷静深刻地分析了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于80年代初率先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 国制订方针政策必须以这个为基本依据,而不能超越时代,脱离实际。这是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制定和执行外交战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最根本 依据。

据此,邓小平在做出把工作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英 明决策后,更加强调要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外 交的根本任务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研判,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论亲疏,广交朋友,但心中有数等政策主张,并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阐述。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 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1]邓小平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大为处理一切国家关 系的准则,并倡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富有时代气息和特点的国际 新秩序。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种种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邓小 平和平发展思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保持和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继续获得和平稳定的良好国际环境。

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站在社会主 义本质的理论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巨大理论贡献,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的愈益发展,国际国内形 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但时代的主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 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并把它庄严写 进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决议中。

二、体现出深刻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中国实际和深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 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和平发展战略,明确了 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对内对外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邓小平的思想与主张中,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主张,是邓小平思想理论 体系的核心,也是邓小平深刻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 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显得更 加突出。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之具有最高性、全局性和 长期性,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强调指出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 是和平的有利保障。二者相互联系,互相促进。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又一重大贡献。

就中国而言,中国需要利用和平来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以达到中国实 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这是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的出发点。邓小平一直极 为重视和平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国内的和平、稳定与国际的和平 环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早在1975年时邓小平就 曾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我们现在 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2]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 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

[3]和平发展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 他反复强调,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

为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为当代中国确立了新的国际战略,指明了外交的主 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事不对国,谁搞霸权就 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面临复杂多 变的国际局势,邓小平适时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为我国的外交指明了方向。

三、具有非凡的世界眼光 首先,体现在邓小平对世界主题的正确研判上。7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 着世界局势的缓和,和平与发展问题愈益成为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邓小平根据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对世界各种矛盾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率 先果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1985年,邓小平指 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 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并把它形象地概括为东西南北。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 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体现了邓小平对世界的深刻洞察力。

其次,体现在邓小平反霸维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世界战略主张上。

中国外交的根本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促进世界 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此,邓小平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项长期的方 针贯彻中国外交实践中,提出了崭新的国际新秩序主张,“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 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相 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已经成为今天国际社会 公认的行为规则;而且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和平概念,赋予和平新的内涵,即和 平的经济含义:“平等互利”,从而为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基本动力。针对以霸权 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邓小平高瞻远瞩,主张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 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再次,体现在邓小平把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联系起来。邓小 平把中国的和平发展放在世界的高度分析,赋予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作 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为 亚洲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本身就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为维护亚太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中坚力 量,中国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方面实际上也发挥着建设性的重要作用。作为拥有占世界人口的22% 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亚太地区和整个 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两者是同步互动和密切相连的。二战以来,世界经济相 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经济联系愈加密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邓小平把中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 是把自身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结合起来,中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 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和平;中国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 来实现,中国不会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会通过战争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

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要义所在。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也是 世界人民的福址。邓小平说:“如果十亿人口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 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5]“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 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 大的贡献。” [6]因此,中国对内坚持发展生产力,对外坚持和平主张,两个方面密切 联系、有机统一,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世界,为人类的和平与 发展事业增添了积极的因素。

如何维护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和平主义思想贯 穿始终的中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7] 同时尊重别国的利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 积极争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和平环境;同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和平建设放在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首位。即使 在60-70年代国际安全环境异常险恶、国内“左”的思想膨胀的时期,仍然努力争取 和平的局面,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 央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果断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外交 的根本任务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强调要 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 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十六大” 后,党中央继续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的社 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的世界,为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进行和平的谋划。在时代背景和时代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形势下,体现时代性、战 略性和世界性的邓小平和平发展战略思想承前启后,必将对于21世纪中国的伟大 复兴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产生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有关军事理论方面3000字以上论文篇二 《浅谈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调整中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国防建设 经济建设 中国 论文摘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基于国家核心利益的考虑,对国防建设 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多次调整。这种适时调整对于我们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密切联系。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各个时期国内外的现实状况,在处理国防建设与 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多次转换。这种适时调整对于我们不断探索新时期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寻求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 具有重大的启示。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调整必须与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环境 相适应,着眼于实现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时国家安全形势也十分严峻,国防建设 与经济建设构成了一对突出、复杂、棘手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提 出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即两者要协调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 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印边 境的冲突、台海局势的紧张和越南战争的爆发,国家安全可谓“四面八方、腹背受 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对战争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号 召,“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1]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中,这一思 想迅速为全党所接受。扩大军队规模,大力发展以“两弹一星”为重点的国防科技 工业,以备战为基点大搞“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实施都充分表明:这一时期,国家的 生存与安全被视为国家利益中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优先发展国防事业以换取 国家安全,国防建设被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首要利益是发展经济,国防建设开始让步于经济 建设。邓小平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 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为此,中央开始 压缩国防建设的规模,大幅度削减军队员额,并着手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军队 也紧跟形势,积极呼应,加大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力度,并向地方开放了部分机 场、码头、仓库、铁路军事专用线等军用设施。这些举措大大缓解了国家的财政 压力,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国防 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 涌,霸权主义大行其道,“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中国的安全和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此,中央提出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两个根本性”以确保打 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头兼顾、 协调发展的方针就应运而生了。

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中国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经济的迅速提升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利益的内涵不断拓 展,谋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长远战略选择。国防建设 与经济建设新起点中的协调发展、富国与强军的高水平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国 防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因此,“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2] 这是“两头兼顾、协调发展”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也是适应国际局势 和国家利益的国防与经济关系的适时调整。

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单一的国防或 国民经济发展都难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毛泽东把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事归结为:“中国必须建立 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3]在《论十大关系》一 文中,他指出“一定要加强国防”,而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只有经济建 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这充分表明,在处理国防建设 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自觉协调发展的道路。

不协调发展的道路始自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 可避免,战争迫在眉睫,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偏重于 国防建设。从此,国家开始向临战、备战的方向转轨。在此期间,国家把建设的重 点放在国防上,力图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的国防体系,国民经济发展滞 缓。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在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始 终保持了较大的投入,年国防费占到了年GDP的5%～7%(2.5%～3%是适度的),出 现了国防建设摊子过大的局面,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 防与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并最终制约了国防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邓小 平明确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军队要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他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 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要 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5]据此,邓小 平进一步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 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5]这样,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在促 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比如军费的 比重逐步降低,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忍耐”中求发展,给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进 行了科学分析,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 建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作 为正确处理两个建设关系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家经济得到了较快发 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开始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一的国防或国民经济发展 都难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坚 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融合式发展。

三、必须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走一 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 建国初期,由于紧迫的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强烈需求,使得 建立与国民经济体系相对独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成为国家在当时条件下一种 必然的选择。之后,在经历了军民分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阶段后,我们 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即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

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必须形成融合式发展机制,这是 实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这两大战略任务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

胡锦涛指出:“要把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使国防建设和 国家经济建设能够相互兼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6]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 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把国防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统筹国防资源与经 济资源,注重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 的兼容发展,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 面。”[7]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 融合式发展路子。”[2]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总 结,是经济和国防建设长期实践的经验概括,是有效促进经济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的战略举措。这充分表明,军民融合是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的 必由之路。

军民融合是世界各国处理国防和经济建设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我军 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的最佳途径。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 及其产业化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向纵深发展, 军事资源与非军事资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实行军民融合,推进军民一体化发展, 已成为一些国家的重要政策取向。长期以来,受技术、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制约, 我军的武器装备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大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民用科技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崛起。因此,要在新时期突破发展困境, 顺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就要利用优质的民用高科技资源为国防建设服务,即实现军 民融合。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军工企业获得前沿技术的成本,而且可以缩短武器装 备的研制周期,将国防科技工业根植于整个国家实力基础之上。

因此,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就要积极适应时代发 展的新要求,在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中心的同时,切实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体系之中,科学统筹,整体推进,努力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这样,富国才 有后盾,强军才有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良 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