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思想研究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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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论文

一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的提出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近代中 国宪政运动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动，尤其是已经出现 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迹象和趋势，是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渗透，中国传统的以自然 经济为基础、以皇权至上为基本政治特征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伴随着资本主义 经济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一定政治影响 力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早期改良派的“护商为本”和“以工为本”的 经济主张屡屡受挫之后，很快提出了摆脱封建特权桎梏建立市民社会的要求，以 追求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为底蕴，强烈要求设议院、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并 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康梁倡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但却 强有力地动摇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在国内民主革命力量的强 大压力之下，1908年清政府被迫抛出了旨在维护皇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种 假定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反动伎俩，不仅没有延长清王朝的寿命，相反却进一 步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以孙中 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义旗，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统治中国两 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于1912年制定、颁布了中国 历史上惟一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革命胜利果实很 快被袁世凯窃夺了。袁世凯上台后，一步一步地向革命派发动进攻，千方百计地 消除资产阶级革命的痕迹，先是在1913年抛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继而在 1914年废除《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不仅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废除了资产阶级国会制，甚至确定了封建军阀专制的总统独裁制。不仅如此， 已经被手中权力冲昏头脑的袁世凯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公开恢复帝制。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黎元洪又于1916年重开国会，继续玩弄“制宪”手段，以达 到愚弄人民、实行封建统治的目的。

李大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纷繁动荡的年代，还在他幼年在家乡读书的 时候，就关心时事，立志为解救中国而钻研学问。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后，专攻政治和法律。1914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研究法律、 经济、社会学等理论。在求学过程中，李大钊还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活动，先 后发表多篇有社会影响的政论文章。动荡的社会环境，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他早期宪政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既有从 学理上进行探讨的宪政理论，又有针对现实提出的宪政措施，还有其积极倡导的 宪政精神。

(一)在宪政理论方面，李大钊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1.宪法至上性问题 宪政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宪法处于首要地位，是根本法，是其他各种法律的源泉。所以，早在北洋法政专 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在当时使用的教材——《法学通论》的“宪法”一章第一节 “宪法的种类及性质”中划下了这样一段话：“宪法与一般法律区别的要点有以下 几个方面：(一)宪法非拥有立宪权者不能制定，其他法律则可由依照宪法具有立 法权的机构制定;(二)在修正方面，虽说因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通例为：
对于一般法律，由政府或议会提出修正案即可，而宪法的修正则必须由国家元首 提出动议;(三)在法律效力方面，宪法在其他诸法律之上，相应地，与宪法相违背 的法律当然视之无效。”(p53-54)他说：“夫宪法乃立国之根本，尊严无上。”(p588) 国家元首和臣民一样，必须共同遵守宪法。

1913年袁世凯起草宪法期间，针对其企图夺取宪法公布权的行为，李 大钊运用自己的法学理论知识，写下了《论宪法的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一文，系统论述了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其公布权应属于宪法会议。他指出：“宪法 之与法律所以异者，以其为根本法，居至高地位也。而其所以葆其至高之尊严， 则必有其特殊形式以隆之。其特殊形式，恒表征于其制定之机关及其程序。机关 既别，形式自殊;程序不同，效力乃异;高下强弱之分所由起也。”(p628-629)接着， 李大钊分析了制宪与普通立法相区别的缘由。首先他认为宪法与法律相区别的原 因是由于制定程序不同，制宪是基于国家主权进行的，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影响， 被称为造法;制定普通法律是基于宪法的规定，需要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被称为 立法。其次是由于制定机关不同，宪法的制定机关是宪法团体，法律的制定机关 是立法机关。由此可知，“造法者宪法团体之所有事，立法者立法机关之所有事 也。立法之结果，为法律之议决;造法之结果，为宪法之制定”。这样，李大钊就 从制定机关、制定程序和法律效力三个方面说明了宪法与普通法律相区别的原因。

2.制宪原则问题 在李大钊看来，善良的宪法必须是衡平的宪法。“谓宪法之善，在乎 广被无偏，勿自限于一时一域，勿自专于一势一体。”(p675)而“盖衡平之宪法， 成于对抗之势力”。也就是说，制宪时只有遵循一定原则和程序，才能获得衡平 宪法。首先，“制宪之事，有不可失之律二焉：一即调和，一即抵抗是也。夫调 和与抵抗，其用相反，其质相同。宪法实质之备此二用者，惟在平衡。但宪法之 实质，必如何而能致平衡之境，则征之各国通例，制宪之际，必将各方之意思情 感，一一调剂之，融合之，俾各得相当之分以去。而各种势力，亦均知遵奉政理， 而能自纳于轨物之中，则法外之势力，悉包涵于宪法，而无所于不平。宪法之力， 乃克广被既，以垂于永久”(p409-410)。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充满矛盾和斗争，各种社会势力之间存在严重 冲突，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李大钊认为，中国要实行宪政，必须将各 种势力都纳入政权之中，在制定宪法时，既要考虑到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 冲突，又要注意照顾、调和各方面利益，才能制定出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宪法。

所以，他把宪法当作调和各种势力的平衡器。其次，“制宪者须知今日制宪虽采 成文主义，而不可尽背不文主义之精神也”(p411)。因为，“不文主义之特长，乃 在性柔而量宏”(p411)。他坚决反对不分巨细地罗列宪法条文，致其繁缛复杂，包 罗万象，而主张吸取日本的制宪经验，提出“篡定宪法以简要为主，规定大体而 不以繁缛求功，为留恢阔之余地，俾得涵盖万端，笼罩一切，以其详细事项让之 于他法”(p412)。也就是说，宪法规范应简明扼要，突出概括性、原则性特点，切 忌不分巨细，繁缛冗长，这些原则即使在当今也是制宪时应遵循的。3.“弹劾”适用问题 “弹劾”是指议员依据法律规定，对政府首脑及其成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提出控告，要求加以审判或裁决的制度。对于弹劾制度是在法律范围内使用，还 是在政治和法律范围内同时使用的问题，《临时约法》颁布后，人们在认识上一 直存在分歧。李大钊把政府责任分为法律上的责任和政治上的责任，关于政治上 的责任，各国有三种处理方式，即逮捕条例、课税拒绝和信任投票，其中信任投 票被广泛采用，“故凡立法部有纠责行政部政治上责任之权者，其内阁之生死， 罔非于不知不识间伏于信任投票制权威之下而不自显”(p557)。也就是说，信任投 票适用于处理政府政治责任问题，而“‘弹劾’一语，宜专用于法律问题。”(p556) 即弹劾只适用于政府在法律上所负的责任。

4.政党及其作用问题 李大钊非常重视政党在立宪国家中的作用，并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他 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 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 宪政治之产物矣”(p602)。近代以来，凡实行宪政的国家，一般多有政党，各政党 为取得执政地位，互相竞争，纷纷以不同的政治见解和政策主张赢得选民，从而 推动了国家昌盛，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多党轮流执政还可以防止政府专制。凡“立 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议院制的内阁， 同时又为政党内阁，甲党在朝，乙党在野，甲党一有失政，乙党必将击之不遗余 力，政府既为舆论所不容，其内阁立即倾倒，乙党即起而代之，断不容其恣睢暴 戾，为所欲为也”(p616)。由此可见，当时的李大钊是十分推崇多党制的政治制度 的。

5.法律颁行程序问题 李大钊将世界各国国家元首与议会之间在法律颁行过程中的职权范 围分为三种：裁可权、批行权和不裁可权。裁可权指国家元首对议会同意的法案 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使它成为法律或不成为法律;批行权是指国家元首对议会通 过的法律案仅看它是否依正常程序制定，对法案的内容却没有裁决的权力;至于 不裁可权，李大钊以美国国会与总统颁行法律的程序为例，详细解释了它的运作 过程。他说：“凡议会议决之法律案，咨请元首公布，元首不置允诺，得于公布 期内，声明理由，咨回议会，请其复议，是即不裁可权也。”(p635)美国国会议决 的法案，必须由总统签署公布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该法律案，就在公布期内将其法案并理由一同退回国会复议，如果国会两院复议都通过了此法案， 那么，此法案就可以不经总统签署而直接成为法律;如果此法案在任何一院被以 三分之二票否决，它将永远不得成为法律。李大钊认为，不裁可权有两大好处：
“一以为行政部保其宪法上之权力，俾其意思得表示于法律;一以防有时遭政治的 激昂易为躁妄恶劣之立法，而以救其敝。实宪法上最完善之规定也。”(p636) 6.内阁体制问题 一战爆发后，英国、法国的内阁纷纷发生倒阁或内阁改革，在政体上 出现无部阁员或二重内阁等新事物。无部阁员指内阁中的一些议员不隶属于任何 行政部门，他们多以在野党成员身份加入内阁，目的是为使内阁听取更广泛的意 见;二重内阁则指战争期间，为军事决策迅速以免贻误战机而增设的军事内阁， 它与原内阁并称二重内阁。李大钊曾专门撰写文章对它们进行分析、介绍。他指 出：“军事内阁之组织，其主要原因，虽在阁员人数较众，议事每欠敏活，或致 贻误军国，故依是以缩小其局量而迅锐其机能;而无部阁员之增设，其唯一旨的， 乃在求加重内阁之品量，广罗异派之中枢，以分政府之责任，而固一致之基 础。”(p534)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因时变革，代议制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战争期间 却暴露了它的弊端。因此，一战时，英、法为了应付战事，采取增设军事内阁和 增加无部阁员的举措。李大钊认为，此二者“久而久之，必将以此变革为世界立 宪政治开一新纪元”(p535)。可见，他是赞同变革的，并希望在变革中产生更合时 宜的宪政体制。

(二)在宪政措施方面，李大钊针对《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在实施中 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提出了以下措施：
1.裁都督 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李大钊认为，中国实行宪政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是都督林立，军阀割据，中国无法形成统一局面。他说，面对宪法，都督竟“视 若无物”，“今人不察，徒yín@①yín@①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 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且政府违宪，制以都督，都督 违宪，又将奈何……吾民不欲拥护宪法则已，如欲拥护之，当斯之际，舍首行裁 撤都督，其将奚为”(p588)实行宪政，必先遵守宪法，拥护宪法则必先裁都。都督 一日不裁，则宪政一日不能真正实现。为了达到裁都，真正实现宪政的目的，李 大钊还提出了四项具体方法，即由中央收回军政实权、简任省尹、划分军区及废 除都督名义。2.实行一院制 近代以来，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两院制，当时中国也有不 少人主张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李大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二院制 乃英伦历史上之遗物，迄今已成强弩之末”(p614)。这种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首 先，从国民状态来说，“统察社会，实无阶级之可言，较之欧美大有殊异，益以 共和告成，五族平等，天赋人权，理论固不容有所轩轾，平民政治制度，更不容 特设阶级，则此说之不容于民国，勿俟喋喋矣。”(p615)其次，就议政慎重而言， 二院制虽有慎重的优点，但也有迟滞的缺点;一院制虽然有轻率的缺点，但却有 迅速的优点，所以两相比较，“利害得失，适相平均，决非二院制独优，一院制 独劣也”(p616)。而且“吾华人性素迟缓，一事之败，败于轻率者少，败于游移者 恒多，与其防轻率之弊，不如防延缓之弊之为愈也”(p616)。实际上，李大钊所探 讨的这个问题已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最后，就调和冲突来说，与其沿 用二院制，不如直接采用议院制的内阁制。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实行一院制容易 导致专制政府的观点，李大钊认为只要在内阁制中引进政党竞争机制，实行一院 制就不会产生专制。

3.实行间接选举、限制选举 选举制度是实行宪政的最基本要求，李大钊认为，“立宪政治之精神， 权舆于选举制度，……苟为立宪国家选举制之适宜与否，其国治乱安危之枢也， 又乌容忽”(p643)因此，他研究了英、法、德、普等11个欧洲国家的选举制度，写 下《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一文，希望“神州旧制初更，新猷未建，其于选举制， 究当何取，国情先例，两相鉴衡，庶或无失”(p644)。与主张一院制相适应，此时 的李大钊由于受其世界观的局限，主张在中国实行间接选举和限制选举。他说：
“吾虽主张一院制，而与选举法殊有关联之处，以吾民今日之普通程度，决不足 与图共和之治，故一院制之初行，必与选举制度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相佐辅， 若贪企共和国之公例，骤欲行直接普通选举，则吾愿宁牺牲所主张之一院制，转 取二院制，庶于国体前途尚减多少之危险也。”(p617) 4.实行省制 1916年段祺瑞重新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期间，“省制”一 直是议员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李大钊考察了省制的渊源以及中国历史上地方 分权的趋势和集权论与分权论对抗的由来，澄清了人们对联邦的误解，指出：“联 邦绝非与统一相背而驰，且为达于统一之捷径也。”(p425)“今者文明潮流之所荡 激，个人解放之声日高，地方之对于中央又焉能长安其钳制也。”(p427)李大钊认为，宪法均有渊源，而云南宣言就是中国宪法的渊源。他充分肯定了云南宣言的 如下精神：“一曰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 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 大势。”(p428)因此，他主张将省制写入宪法，并专门提出11条草案。

(三)在宪政精神方面，李大钊结合自己在学理上、实践上的探讨和留 学日本期间实地考察其宪政的经验，深切体会到：要实行宪政，必须造就国民的 如下精神：
1.民主精神 受日本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熏陶的李大钊，回国后立即写下了《民 彝与政治》一文，提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p338)。他认为，中国只有信民 彝、彰民彝，才能求得一个适宜的政治，“顾此适宜之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 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 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p339)。不久，李大钊即指出上述的政治就是民主主义，“民 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p655)。他对民主精神的体 认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先他更多地使用“惟民主义”(或惟民主义)，然 后使用“民主主义”，再后来则使用“民治主义”，实际上这三个词的意思大体相同。

他说：“语其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 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 共同之志的。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 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 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所谓政府者，不过其主要之机关，公民依之以为其实 现自己于政治之具耳。政必如是，始得谓之立宪，否则专制而已矣。”(p738) 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提倡民主，必然否定专制。李大钊通过对专 制政体和立宪政治的比较，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专制之 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p735)。具体来说：“盖 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 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一则与以自 见其我于政治之机，一则绝其自见其我于政治之路。凡为立宪国民，道在道能导 民自治而脱他治。民以是相求，政以是相应，斯其民之智能，必能共跻于一水平 线而同@②并育。彼其众庶，立于水平线以上，以驱策英雄俾为民用可也;降于 水平线以下，以待英雄提撕，听英雄之指挥不可也。彼其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 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此实专制国民服事英雄与立宪国民驱使英雄之辨，亦即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之所由殊 也。”(p350-351)通过以上比较可知，民主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自由精神 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一向推崇西方的代议政治，但 是，代议政治绝非设立了议会、组织了政党就能轻易实现的。它首先需要广大民 众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正如他所说的：“代议政治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橥其名， 而涣汗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 俾群己之权界，确有绝明之域限，不容或紊，测性瀹知，习为常轨，初无俟法制 之力以守其藩也。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p340)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将 自由看作是人生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宪法来做保障，“盖自由为人类 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 之需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 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 由”(p432)。他尤其强调思想自由，认为思想自由除需提供法律保障之外，也需要 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自由，否则便不能形成自由争辩的精神和实行 宪政的社会环境。他说：“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 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以去。

最后彖定之辞，勿得轻用，终极评判之语，勿得漫加。健全之舆论成， 而美满之宪政就矣。”(p354-355)同时，对于思想自由的内涵及其与宪政的关系， 他作了如下解释：“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应有尽有之机会，对于凡 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而社会之受之者，亦 当虚心察之，不当以成见拒之;当以尚异通之，不当以苟同塞之;当存非以明是， 不当执是以强非;当以反覆之讨论求真理，不当以终极之判断用感情。如是则真 正之理实，适宜之法度，始得于群制杂陈、众说并进、殊体异态、调和映待之间， 表著于政治。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所以可贵，而代议政治之所以 为良也。苟行代议政治之国，此类尊重自由之风习，必使熏陶培养以弥纶乎社会 个人之间，奉为金科玉律。其持己之严，至尊重他人之自由，与要求他人尊重己 之自由相为等量，则自由之基始固，立宪之治始成。”(p507-508) 3.法治精神 立宪政体实质上是法治政体，它与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 是截然相反的。在中国，由于实行了几千年的人治，不仅封建统治者不懂得依法行政，养成了专断习性，广大民众也几乎没有法治观念，养成了盲从的奴性。李 大钊认为，“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p350)。提倡法治精神， 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和法制作保障，而当时的中国要么无法可依，固守封建人治的 恶习，要么从形式上照抄西方国家法律条文，形成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理法不 存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理法互补，相依并存 的主张。他说：“盖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p356)国家以法律为存 在前提，人以理为生存价值。

“故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前 者政治法律之所期，后者学说思想之所为。前者重服从、尚保守，法之所禁不敢 犯也，法之所命不敢违也。后者重自由、尚进取，彝性之所趋，虽以法律禁之， 非所畏也。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p356)所以，必得理之力与 法之力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促进，“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 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 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 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p357)。实际上，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提出了法治与德治 相结合的思想。

三 由上述可知，李大钊的早期宪政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有些内容对于我 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 限制，当时的李大钊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早 期宪政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是：
(一)由于当时的李大钊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思想明显带有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色彩，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少本质的认识。例如，他曾一度对袁世凯 抱有极大幻想，他所提出的裁都主张，虽然目的是为了打击地方军阀势力，但也 打击了南方的革命党，客观上帮助了袁世凯以武力统一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的行 径。

(二)从李大钊早期的一系列宪政主张来看，基本上局限于西方资产阶 级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的范畴。他希望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积极参加关于宪法 的讨论，并创办《宪法公言》专门研究制宪事宜，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间接选 举、限制选举，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改变国体，这些主张是无法实行的， 因此，只能陷入空想。(三)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中带有明显的调和主义色彩。他在《政治对 抗力之养成》一文及后来的论述中，多次提出制定宪法要调和各种势力的利害冲 突，完全没有认识到当时的民主进步势力与封建专制势力是无法调和的，只有彻 底推翻封建势力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宪政。

(四)他积极热情地倡导法治，但却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宪政与 法治的关系。他摒弃了人治，但又不自觉地提倡英雄主义，提出“若惩人治之弊 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排斥英雄之说， 失其中庸，必至流于众愚政治”(p350)。从而陷入严重的思想矛盾之中。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李大钊迅速转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其政治思想也发生了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