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的概念【试谈“技术正本”对“技术物体”的概念延续与超越的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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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技术正本”对“技术物体”的概念延续与超越的科学哲学

一、技术样品进化的 谱系存在样式：技术物体 关于技术知识的研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 重要变化在于把技术知识作为自身的主题，而更前沿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技术物品 的理解来确定知识的特征及其进化谱系以及技术的存在方式。无论是伯格曼的 “装置范式”还是伊德的“视觉聚焦”都体现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并通 过对技术物品的反思来研究技术知识。在这一转向中，法国技术哲学家西蒙栋提 出了“技术物体”概念并用以揭示技术的本质。他的“技术物体”概念与一般所说的 技术人工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物体不是某个固定的静态单体物，而是技术物 品在时间轴线上序列展开的一种谱系存在样式。在这种序列谱系的展开过程中， 作为技术内在结构内容的技术物体在时间中使得自身的技术结构由潜在形态转 换为显性形态，显现自身先天固有的内在逻辑。由此，西蒙栋对技术物体的解释 与赋义有助于打开“科技黑箱”，而且可以说明嵌入或集成于技术物品中技术知识 的谱系发生及其进化路径，而这正是“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致力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在技术客体的“二元本性”，即技术客体的“结构”和“功 能”的本体论视域中来思考西蒙栋“技术物体”的进化逻辑，则可能出现一种关于 技术知识标准的两难：技术物品在进化的时间序列中，结构和功能所涉及的进化 内涵可能处于“分裂的不断变化状态”，而发生这种谱系断裂的本质原因在于;技 术物体的生成及其存在方式离不开人的使用消费及其意向性参与，并因而导致该技术物体与其他谱系技术物体的结构或功能进化谱系之间的相互嵌入或移译。然 而，西蒙栋把技术物体看作生物有机体并在这种类比中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因而 忽视了技术知识衍化的不同时期中，蕴涵在技术物体中的结构进化谱系与功能进 化谱系的非线性对应关系。

而西蒙栋对于“技术物体”概念的另一个诠释在于其“纯粹客观性的隐 喻内涵”：构成技术物体的元素是纯客观的，“并且技术物体的功能也由纯粹的客 观物体结构形成，因而技术物体是作为与人的主观性相对立的纯粹客体而存在着 的。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区别的对立关系，在技术客体中并不包含主体 性意向因素，即使在技术客体的功能之中也不包括”。因此，他把技术物体的进 化动力归结为“抽象技术物体的内在缺陷”，这遵循了一种技术进化的“自主性”逻 辑思维进路。因此，在西蒙栋的视域中，技术物体的进化以及嵌入在其中的技术 知识是根本缺失技术物体元素结构之外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的。

因而，在西蒙栋关于“技术物体”的概念解释中，尽管其技术自主性理 论以“具体化”概念揭示技术与其各种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将技术物体置入一种 “连续统一体”中而获得技术整体性的综合结构设计，然而，无论是“谱系序列”还 是“隐喻内涵”乃至技术物体的“进化动力”，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技术与人的相 互外在，不仅没有看到使用性消费对于技术物体进化乃至技术存在方式的影响作 用，而且把技术从与主体意向性、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关系中剥离出来，遮蔽 了技术设计的实践本性和技术的伦理价值存在方式;而且，这种纯粹客观的研究 进路阻止了对技术“作面向主体的先天可能条件的反思，从而导致缺乏‘前理解’ 概念”，而“只要我们把只是有效性的可能条件设定为方法论的客观逻辑，那么， 认知主体的先验地位就必然从反思的视域中消失”。在知识论视域中，这种“前理 解”在本体论意义上最接近于波兰尼默会知识论的第一种涵义。波兰尼在“强的默 会知识论”与“格式塔式的默会知识论”这样两种意义上阐释与使用默会知识，前 者指“由动物的非言述的智力发展而来的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机能”，后者是指“在 默会认识的动态结构中人们对辅助项的认识”。西蒙栋通过技术物体诠释而体现 的知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默会知识在知识生成和技术使用中的作用。

二、解释学视域：“技术正本” 对“技术物体”的概念延续与超越 “正本”(script)概念由拉图尔、阿克里希等人提出，用以描述人与“非 人行动者”体现在技术客体中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阿克里希指出：“设计者因而用特定的旨趣、能力、动机、期望、政治偏见等因素定义行动者;同时设计者还假 定：道德、技术、科学及经济将以特定的方式演化。创新者的大部分工作，是将 世界的视域(或预言)铭记在新客体的技术内容之中。”因而“正本”可以是技术规则、 程序指令乃至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意向性投射，是在“行动者网络”中理解的技术生 态世界。

把“技术正本”的概念用于技术物品的分析与研究是对“技术物体”的 延续。一方面，与“技术物体”一样，“技术正本”把对技术知识的追求建立在“实 事本身”或技术物品这一物质存在的本体论基点之上，有助于为真正打开技术黑 箱提供较为现实稳固的经验基础嘲;另一方面，在利科那里，解释学是与文本相 关联的一种理解过程，因而，正本概念蕴涵着探索技术人造物被“阅读”或理解的 多样性，从而表明：技术设计及其“正本”可以成为一个预言未来世界的过程。在 技术世界中，“工程师、发明者、生产者和设计者以及技术人造物和使用者是相 互联系和共存的，技术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受制于该技术设计。一个强有力的正本 预示或规定了该技术的 某种使用，而一个弱的正本预设了更大程度的使用灵活 性”。这种强正本由于设计者、生产者“预先投射”了设计者的意图，从而限定了 明确的行为模式和使用者再“语境化”的可能性，体现技术人工物支配和控制性权 力的知识论特征。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使用者并非被动地遵循反而可能会有出 乎设计者原本意图的意向性使用。这样，在技术使用中就可能不仅深化原知识谱 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形成新的技术进化谱系。因此，技术设计中，在何种情 况下预设“强正本”或“弱正本”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技术知识，而且有着显明的社 会文化意义。这样，技术客体所定义的只是一个与行动者及其预想行动空间有关 的某种可能性框架，介于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技术客体，只是某种承载着知识 谱系结构的待定时间序列中的流变物，体现出某种存在样式的谱系性衍化图景。

在这一点上，技术正本的概念和西蒙栋的“技术物体”存在着同样的解释力;另外， 西蒙栋的技术物体突破了在自然实体意义上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以“具体化”概念 不仅将技术物体置人一种“连续统一体”中揭示技术事件以及技术进化谱系与技 术内在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而且也揭示了技术整体性与其各种环境之间的协同 作用。因而，在这里，西蒙栋的技术物体概念已经潜蕴着技术物的一种结构一功 能意向性特征。然而，这种“关联的环境”作为“人造的技术要素和技术对象得以 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自然要素之间的中介”是“自然要素的一定的秩序”，因而，人 的意向因素和完整的技术生活世界依然被遮蔽着。

而“技术正本”概念凸显出的正是人的意向性及其发生作用的“生活世 界”情境而构成对技术物体的概念超越性。它不是把技术物品看做是纯粹的自然客体，而是在技术物品的创作设计者和使用者以及非人行动者等“异质性”因素所 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来反思技术人造物及其被嵌入的技术知识，在人的生活世 界中理解技术物体，肯定了作为技术客体的功能和结构与主体的价值意向性相关 联。“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的应用语境中孤立开来，它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定义的。

由于这个语境是人类行动的语境，我们称这种功能为人类(或社会)的建构。所以， 技术客体是物理的建构以及人类社会的建构”。因而，人造物的“物的属性”只是 人造物的“物相”，在这一“物相”背后聚焦的是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图景，生活世界 的组成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技术进化的生成机制并由此把技术存在 的伦理意义凸显出来。这样，在传统技术哲学乃至西蒙栋技术物体中被遮蔽或忽 略了的人的意向作用得以澄明。因此，“技术正本”对“技术物体”的概念性超越也 在于：作为技术本文的技术物品内在地具有这样两个构成元素：客观性结构元素 和技术意向性元素。这样，西蒙栋技术物体进化谱系中的两难困境，即结构谱系 和功能谱系的非线性对应关系，以及技术物体功能的进化方向与人的需求方向巧 合性等问题，由此能够得到合理的说明。而且，技术正本的概念运用于技术知识 的探究把技术使用者及其对技术存在的作用凸现出来。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恰当的 结构和功能知识，在其内在的标准中都存在一个独特的属性，即它们是与使用者 如何成功地使用技术物品相关联，技术物品的使用性消费把技术知识分为“物质 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前者是封装于技术物品中的知识，后者则是存在于使 用者头脑和意向性中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默会知识和使用者“前理解”的作 用。如德国技术哲学家德绍尔所理解的那样，如果说，在技术“可能性空间”中， 技术设计及其成果的人造物是向“物自体”的一种无限趋近，那么，技术物品只有 在被使用时或“只有消费才能使之对于消费者来说成为‘积极的存在’”，“只有在消 费中，也就是在商品与主体以及与其对象间充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示它的一切， ‘自在之物’才能成为‘内在的“为我之物”。因此，消费使用凸显技术的一种本真存 在方式，也成为行动者的本质所在。因而，我们可以借助于“技术正本”概念，把 技术的使用、使用主体的“前理解”等因素置入对技术的理解之中，并由此说明技 术使用对于技术存在方式的可能影响。

三、本体解释学视域中技术使用 对技术存在方式的影响 在技术物品的使用性消费中审视技术知识的进化生成与存在方式，实 际上蕴涵着对“技术知识先在地决定着技术存在”的命题颠覆。如果技术物品的存 在中物化着技术发明与创造者以及使用者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任务在于“从存在者的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那么现象学并非是对本体论的一种否弃，“经验” 也不是对“本体”的弃置，而在于从存在者的“存在”中把握一种方式、价值与意义。

“现代技术‘在一技术创新中一存在’，这是清晰的技术意向性或存在论的结构，技 术在时间序列上的进化应该成为技术的本真存在方式。技术创新是一个生发、展 现的过程，通过它我们构建了周围的世界”，而罗波尔的“技术系统论”基于对卢 曼的“封闭系统论”的批判意在揭示技术行为中“工具”与“目的”区分的相对性并 强化了一种目的指向性，潜蕴着主体间、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方式并由 此理解技术知识的意义，凸现技术的共享与伦理存在维度。这样，“技术正本” 概念把技术使用和技术设计的环节同时纳入研究的视野，凸显技术的进化生成、 共享消费和伦理价值作为技术本体论承诺的三种基本存在方式。

1、技术正本的境域化：技术的共享消费路径 技术聚焦和反映的是人造物制造者与使用者不同的生活世界。然而， 制造和使用的意义则是不同的：人造物的制造是发明、创造出生活世界原初并不 存在的技术本文，是让不存在者存在或显现的过程，反映的是技术发明者对生活 世界实然状态的理解和应然状态的期盼，而人造物的使用则是对已经在此的技术 产品的操作或利用，反映的是技术知识的共享消费程度。技术物品提供的只是一 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质料”置入其中的结 构或框架，即“技术本文”，而技术物的完整生命及其形态表达需要进入使用领域， 需要使用者将各自“异质性”的自然、经济、文化等“质料”意向性地再置入这一框 架之中才能完成。因而，技术物品的使用本质上就是在技术物品的设计创造者和 使用者以及使用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共享，这构成技术物品的存在方式。在技术 物品使用中的这种存在方式的解蔽显然是西蒙栋的“技术物体”概念所难以承当 的。

如果说，技术的使用是一个技术知识的共享过程，而技术知识的共享 性消费需要以“理解”为基础，那么，技术知识的理解首先必须注重共享的传统与 个人视域的相互关联，即“视域融合”和“时间间隔”的解释学原则。通过与他人共 享的不同视点转换来理解事物，社会投射共享世界的约定理解，个人对其处境投 射自己的视域。在解释学视域中，任何一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乃至各种文化传统 都是被人们不断重新解释着的符号意义与动态均衡。这样，对“文本”的诠释或建 立诠释的“文本”就构成了技术理解的基础。因而，技术理解是一个 伴随着意会 知识与明言知识循环转换的“视域共享”过程，即把规则或规定内化为使用者自身 的操作性技能，把可得的明言知识重新整合进使用者的“前理解”框架并在实际的技能操作中使这些规则在“辅助意识”层次上发挥其功能，这样才可能发挥出这些 技术规则的适当作用而实现共享，这一过程通常起始于互动建构的“意会”“境域”。

就技术知识的构成形态来说，在传统知识论那里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可编码的明言 技术知识，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在世之在”的意会性。意会知识不仅是构成技术知 识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技术理解、技术设计和技术使用赖以进行的“前 理解结构”。“技术客体的功能不能脱离开意向性活动(使用)的情境。一个客体的 功能，在始终如一的意义上说，其根基是建立在它所处的情境之中的。”因而， 试图“脱域”化地把握其各种技术正本符号的意义是不可能实现技术共享的。

而只有在使用中发生的对象性关联才能形成一种参照整体性和一种 解释性境域，包括物理环境、可用的工具以及社会文化框架或参照系，形成一种 整体性的意会情境或意会背景。“技术正本”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明言性的技 术知识和意会知识的两种知识维度及其转化场域与可能路径。连接生产领域和使 用领域之间的境域化文本阅读对于技术知识的作用在于：并非是在于提供可编码 化的显性知识形态，而在于提供隐性或暗示的技术“意会场景”，既被个体成员内 化和有选择地更新，也成为技术共同体的传统和背景并构成技术知识进一步转化、 循环的新的“前见”或背景结构，实现明言知识和默会知识之间的不断转化。根据 技术的解释学、符号学特性，使用者可以变更和倡导某些已然存在并影响着人造 物获得意义的观念体系，提出新的“技术场景”。因此，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借助 于“技术文本”阅读追寻技术人造物“再境域化”的途径，设计者、人造物和使用者 可以在更注重象征性符号互动等社会境域中成为异质性的积极行动者，不仅实现 技术知识的共享而且作为技术知识物象化的技术产品也是在时间性的技术场景 中产生出来并不断生成着新的技术(知识)序列谱系。

2、技术正本的赋义阅读：技术的进化生成机制 在知识论的视域中，技术人造物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及其产生的可能 性条件并非具有绝对的自明性。因而，近代以来，培根和笛卡儿等赋予认识论对 于本体论的逻辑在先性，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然而，这一转折 使得对技术知识如何可能的条件因素的思考渐趋“课题化”，却以“效率工具理性” 凸显科学知识和经济因素在技术物品结构层面的定量研究中的作用而遮蔽了技 术物品创造中的主体意向性因素，忽视使用者对“意向的意向”的解释与“再赋义” 在技术进化生成中的作用。事实上，技术进化生成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 人们的使用需求中所蕴含的隐性知识‘翻译’为技术产品中所体现的显性知识过 程，使用者由此成了技术创新重要的外部知识资源”，其机制在于：使用过程中对技术本文的多重阅读乃至“反赋义”、技术物品“二元本性”中结构和功能的动态 平衡以及技术知识衍化方向的转向而出现的新的技术知识谱系的生成。

从技术使用的角度看，由于“技术正本”是生活世界中多种因素的聚焦， 技术物品一旦进入生活世界的消费领域就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使用 者在使用技术产品时可能并非被动地复制、接受设计者的意图，而是结合所处的 境域和自己的“前理解结构”颠覆性地读解技术人造物“本文”乃至“反赋义”从而 反作用于技术存在本身。因而拉普说：承认技术的多重决定因素就无法设想人们 会一致同意任何一个定义。这样，“我们可以在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不断往返;在 设计者预想的使用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往返;在铭记于客体之上的世界与以其移 动而描述的世界之间往返”，不断地生成一种技术知识更新的“意义域”与“认知 场”从而更好地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相契合，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技术本质论隐秘 的旨趣所在。这样，技术可以不断地“去蔽”乃至发生“反演发明”意义上的技术更 新，即生成技术知识新的结构与功能谱系。

技术人造物和技术知识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原理体现一定的技术进 化机制。“技术人造物的二重性”被看做是荷兰技术哲学家P·克罗斯和其他哲学家 一起提出的技术哲学研究的新纲领。在技术物品的进化生成过程中，结构和功能 元素通过技术设计创造者、使用者和技术客体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所建构的“场域” 相互“过滤”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般地，技术意向性因素占主导时，技术进化 谱系表现为“功能性进化谱系”并可能部分遮蔽其自然性结构进化谱系，在技术物 品结构的进化方向上可能附加意向性内涵，而对于技术整体进化的一些结构因素 可能被忽视而成为所谓“冗余”元素，这时，技术物品的进化序列呈现出某种“家 族”谱系样式，技术知识也是在原初系列基础上的衍化。当技术功能的意向性因 素过分地取用技术结构的“有用”元素而忽视“冗余”元素时，将会导致技术的二元 结构失衡而导致技术进化或技术知识的发展出现瓶颈现象，进而“促逼”技术研究 开发的转向，相应地生成新的技术知识结构和功能系统，不仅可能成为技术谱系 的家族式拓展，而且可以出现异质性的知识谱系发生。

这样，技术进化所遵循的并非西蒙栋技术物体蕴涵的“纯粹客观性的 隐喻内涵”的“自主性”逻辑，而且从技术知识的生成路径看，尽管存在着“技术本 身和消费主体的消费方式”形成的“被对象化于科技黑箱中的主体再作用于消费 者”悖论而导致的“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但由于使用中的文本阅读和意向性 解释的作用，技术进化并非是线性地遵循某种固定的路径和方向，这不仅是对原 初技术人造物的一种可能的意向性颠覆，而且还涉及技术正本新的文化意义并影响着技术的另一存在方式。

3、技术正本的道德授权：技术的伦理价值编码 上文所说的在技术正本的多重阅读中技术本质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 相契合，并不能否定使用中“恶”现象的可能性对技术本质的遮蔽。因此， M.Fransson教授采用一种“行为一理论”的视角论证人工物技术标准化的两个来 源，即为达到一个目标而使用一种人造物的实践理性以及在做出一个承诺或给人 一个建议时被人信任的道德义务并部分地涉及“好的设计”的观念。但“技术正本” 的这种承诺在与不同的行动者发生关系时可能发生异化。在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 野中，无论是人还是技术等非人行动者的存在本性只能置入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 中去说明。拉图尔认为，技术研究中的纯粹客观的视域可能遮蔽一系列蕴涵着复 杂关系的动态过程，根本不存在单一的纯粹的社会关系与科技关系。“技术正本” 一旦进入消费或使用领域，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及其“功能结构”即更深地嵌入 到了社会情境之中从而被赋予相应的价值关系，蕴涵在该技术产品中的技术与不 同的行动者个体相结合而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并导致“行动者网络”中关系和秩 序的变化，也最终促使技术本身的发展变化和技术维度的拓展。

在技术知识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影响中，技术知识标准的取向 可能是技术的经济效能的工具理性思维，也就是舍勒所说的技术知识比宗教知识 和形而上学知识与经济的结合度更大。这样，技术知识的运用中，结构和功能的 结合上就可能出现技术的问题和伦理问题，造成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本质异 化：人的本真存在与技术的去蔽本质的背离。而技术问题不仅可以出现在技术设 计领域，技术设计和技术物制造者成为伦理责任主体，而且，消费者同样也是伦 理责任主体。在设计者方面，技术知识的功能性蕴涵着特定的意向性和境域性特 征，投射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使用者对技术物体的意向性使用同样可能出现 “技术符号”与“文化意义”的某种背离，在强调技术“功能性”的同时，使技术从丰 富的意义和价值语境中被剥离出来，丧失了在“生活世界”中理解技术、构造技术 和赋予技术以“意义”的潜能，技术产品背后潜蕴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符号化或 拟像化使得技术产品中蕴涵的秩序意义断裂了。如果真的存在德韶尔意义上的作 为技术可能性领域的“第四王国”，那么，这一王国本身即存在着一种技术异化的 可能性与潜在的伦理风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德绍尔认为技术与经济的结合 是技术问题化的主要原因。而这一问题可以在技术自身、技术设计和使用的相互 作用中探索解决的可能路径。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技术人造物或物象化的技术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客体，而是可以在这些“物象”上体现价值观念和利益协商的 积极“非人行动者”。通过对非人行动者的授权或“技术编码”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 “规定”，一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命令可以通过这种非人行动者的特定行动机制而 得到具体化乃至贯彻，从而体现技术知识必要而积极的权力特征，这就是技术本 文的伦理价值和意义维度。因此，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互动的符号解释 学关系，无论是行动者引起的技术装置的改变还是使用者的消费性阅读，不仅都 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主客体的截然二分，而且赋予技术物品以价值或伦理存在方 式。这样，在技术使用过程中，“文本”解释的创造性在技术物品的价值“编码化” 权力机制中并非是完全任意性的。这意味着，可以充分利用对技术人造物的授权 或编码，而在技术正本中实现某些道德和价值。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行 动子”概念对于传统技术哲学的颠覆性在于：技术物不再被看做是消极的物质性 存在，而是可以积极地向其使用者发出何时以及如何使用的信息而成为在设计者 与使用者之间协调意义的积极行动者的“正本”并规导使用者的意向性选择。在此 意义上，技术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性结构即可以在文化和意义的价值存在中得以融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