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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电影反观管理论文】 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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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电影反观管理论文 【摘要题】影视t望 【正文】 公民营并存/国台语齐飞的六十年代 设若有人想要在最短时间内认识台湾电影,一般公众意见会建议优先接触 两个表现出色的高原期:其一是“台湾新电影”兴起的8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 在电影问世百年之际出版的《电光幻影一百年》(蔡秀女译,远流出版事业),该 书所选择叙述的一百件电影大事中,仅有“台湾电影宣言”与“北京电影学院恢复 招生”两件华语电影相关事件,足见其划时代的意义;
    其二则应该是量多质优的 60年代,如今的史家书写或回顾60年代的台湾电影之时,都给以极高的评价,杜 云之在其《中国电影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9)第3册第28章定位为《台湾影 业的起飞》;
    卢非易在其《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远流出 版事业,1998.12),以每五年为一单元缩影台湾电影的发展,60年代的10年,分 别被界定为第4章《成长的开始》(1960~1964)与第5章《黄金年代》(1965~1969);

    为配合1982年为举办的“60年代名导名作选”公映活动,黄仁为场刊撰文为《国片 的风光盛世》;
    曾西霸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回顾一个蓬勃的电影年代》……而今 看来60年代的台湾电影得以发展至如此境界,实在是得利于公、民营两种电影机 构的同时存在、共同打拼,而且国语片与台语片同步发展,熟极而流,这两个现 象在别个年代是没有的,应可视为20世纪60年代台湾电影的核心特色。

    1.时代的氛围 1958年八二三炮战,以及接踵而来的1959年的八七水灾,给台湾地区带来 极大的军事经济双重压力,所幸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显示台 海安全的进一步保障,并且继之而来的是金额庞大的“美援”。但同年9月警备总 部逮捕雷震,并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被迫停刊。1961年4月台北市中华 商场落成,开启西门町电影事业的商机,同年6月举办“中国小姐”选美。1962年, “台湾电视公司”开播。1963年,战后以来工业产品总值首次超越农业。1964年台 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旋即遭缉捕判刑。1965年台湾 对外贸易首次出超,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由1963年的5666元新台币,跳升至1965 年的8110元,乃至1969年的12804元(见行政院主计处之报表)。高雄前镇、台中 潭子、高雄楠梓出口区陆续成立。1965年又因越战爆发,就近来台度假的美军,亦为台湾带来不少外汇。1966年8月,中国内地开始文化大革命,间接促使台湾 便利于政经发展。1967年全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革之“破四旧”。

    1968年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同年也开始实施人口政策,缓和人口过度 成长。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政治、经济发展,大抵如此。可见经济的成长,有助 于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台湾文化界领袖俞大纲曾言:“电影是文化,它不 可能一枝独秀”。60年代的台湾何其幸运,除开像《自由中国》那类政论性杂志, 一般如文学杂志未受白色恐怖波及,于是先后有1960年3月的《现代文学》创刊, 开始介绍欧美文学盛行的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等思潮与技巧,随后《纯文 学》、《文学季刊》相继创刊。1965年元月创刊的《剧场》杂志,更大量且系统 地引介戏剧与电影,开拓了多少文艺青年的视野。1966年的《剧场》杂志在耕莘 文教院首次放映庄灵、黄华成等人的实验短片,刺激观众思考电影的可能性。此 间包括1964年5月创刊的《欧洲》季刊,当时的留欧学生,不断地论述伊欧乃斯 柯(Ionesco)的荒谬戏剧,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中的主题,以及《剪接》专题等。更 因配合电影水平的提升,1964年8月“中国影评人协会”成立,不但出版《电影评 论》,每年并选出该年度的最佳国语片五部与最佳外语片十部……凡此种种,都 适时给予60年代台湾电影不同的养分。

    2.三大公营电影机构 1)中央电影公司 由于前期台中大火事件,“中影”成立了整理委员会,决定将公司搬往台北 市士林区的外双溪,另建新厂,此事至1961年完成改组,并正式启用两座防火摄 影棚,新任人事为沈担任董事长,李洁担任总经理,同年开拍《两家亲》(宗由 导演),《台风》(潘垒编导)。1962年接任董事长的蔡孟坚致力中日合作拍片,分 别与大映、日活拍了《秦始皇》、《金门湾风云》,由于《秦始皇》是七十毫米 的宽银幕彩色片,且战争场面的外景大多是在台湾完成,中影的工作人员汲取了 不少工作经验。及至1962年中影再度改组,沈剑虹接任董事长,龚弘出任总经理, 龚弘适时提出“健康写实”的制片路线,龚弘认为:“我们在苦难的年代,跑到台 湾来,大家都有一种悲愤之情,如何在这苦难当中,要冲出一条路来,我们一定 要有一个光明的想法出来,就是健康的想法,我们要冲出一条路来,冲出一条健 康的路,让我们很低沉的心情,能够很有建设性,能够有一条光明的路,让我们 可以坦荡地走,所以当初想到要写实,但是要健康,问题提出来以后,要告诉人 家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就有前途,而不是静静地写实而已。”尽管大家都知道健康写实是难以存在的,既然写实就不免美丑并见,无法全然健康, 甚至有人认为“健康写实”影片,恐怕是更接近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精神。

    但在承袭十余年来的反共战斗文艺气息,愿意如此去摆脱教条,设法贴近生活, 是可以换取到多数观众/评论的认同。1963年的《蚵女》(李嘉、李行联合导演) 不仅进入年度卖座前十名,在当年“亚洲”影展获得广泛的注目。1964年的《养鸭 人家》更在台湾金马奖大有斩获,一举拿下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最佳彩色摄影几项大奖。健康写实时期的另一贡献,是培养出李行、白景瑞、李 嘉、廖祥雄等一批当时的“新锐导演”。所以对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电影,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

    2)台湾省电影制片厂 简称“台制”的台湾省电影制片厂,隶属于台湾省政府新闻处,故以推广省 政宣导为主要任务,最大比例产品是新闻片与社教电影。

    1962年“台制”投下巨资开拓彩色宽银幕国语片《吴凤》,由卜万苍导演, 王引、张美瑶、龚稼农主演,达到颇佳的教育与宣传效果。1963年台湾首次承办 “亚洲影展”,会期中不幸发生丰原空难事件,“国泰”及“电懋”董事长陆运涛夫妇、 “台制”厂长龙芳,“国际”及“联邦”总经理夏维堂等人,同时罹难丧生。“台制”因 而旋即由杨樵接任厂长并衔命完成与“国联”合拍的宫闱历史巨片《西施》,该片 制片成本约2600余万元(当时一般影片仅需二三百万元),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拍竣, 分《吴越春秋》、《勾践复国》上下两集放映,由于气势磅礴,剧情深刻感人, 表演出色等条件俱全,窜升为1965年的最卖座国片,并在当年金马奖拿下最佳剧 情片,最佳导演(李翰祥)、最佳男主角(赵雷)三项大奖,成为“台制”最重要的代 表作。“台制”60年代较为人知之作品为《梨山春晓》(杨文淦导演,1967)、《小 镇春回》(杨文淦导演,1969)两部,惜均犯流于教化、格局太小之弊病。

    3)中国电影制片厂 60年代前期的“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之简称,隶属国防部)颇为沉寂, 及至1966年由梅长龄接任厂长,开始积极推展业务,先后出品了《故乡劫》(张 曾泽导演,江绣云、欧威主演)、《扬子江风云》(李翰祥导演,李丽华、杨群主 演,1969)、《缇萦》(李翰祥导演,甄珍、王引、谢贤主演,1970)等片,使得“中 制”在长期拍摄军教片之外,同时开拍优质的剧情片,也促成梅长龄转任“中影” 总经理的契机。3.民营电影机构的大量崛起 前述的60年代之公营电影机构,在制作-发行-映演这产销系统上,大致表 现都还健全,“中影”公司尤其明显,只是往往受制于特殊任务的执行,题材内容 较难跳脱既成的框架。相对的民营电影机构便无此束缚,可以把电影制作视为纯 然生财的工具,也可以把拍摄电影视为艺术创作或者文化表现……不一而足。相 信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如此之多的大小不等之民营公司,分别投入电影产销的 行列,同步兴旺了60年代的台湾电影。

    就制作―发行―映演的产销系统加以观察,制作阶段所需的片厂,“中影” 有5座,“中制”有2座,“台制”2座,“国际”4座,“统一”2座,“东影”2座,共计19 座摄影棚,前三家公营机构占9座,民营机构反占10座,足见民营机构的力量。

    冲印厂的情况,能够冲印黑白的“大都”在1964年成立,“中影”能够冲印彩色片, 但无法印制拷贝片,台湾能够完全自己做彩色冲印已是70年代的事了,所以60 年代的彩色影片,多运往日本和香港作业。发行商的数量则十分惊人,根据1966 年台北市政府的数据显示,台北市内登记的各类片商505家,且其中有80%的片 商,设置于西门町方圆不到二三公里的区块内,堪称世界纪录罕见。当然,此数 字包括发行洋片的片商在内,但是发行国/台语片的片商为数极多,甚至几乎形 成托拉斯”的经营模式,随后将述及较为出色的几家。至于戏院的增加,也从1954 年的374家,变成1967年的734家,以该年台北市的戏院数据估算,全年卖出1150 多万张票,平均市民每年看电影的次数约为10次(当时台北市民人口约120万人), 如此庞大的放映需求,显然只靠公营的三家电影机构是严重不足的,是故民营机 构再次发挥了作用。

    1)国联影业公司 李翰祥在拍完《梁山伯与祝英台》后,因为该片在台湾疯狂卖座(连演186 天,共卖出72万张票),他企图追求个人艺术创作的自主性,加上当时香港“邵氏” 与国泰”及“电懋”的长期竞争,李翰祥乃在国泰”支持资金,“联邦”代理发行的构 想下,于1963年底抵台成立“国联”影业公司,租用“台制”厂棚开拍创业作《七仙 女》(仍是黄梅调电影,江青、钱蓉蓉主演),连同《状元及第》(李翰祥导演,江 青、钮方雨主演),一举拿下1964年卖座第1名及第4名,立刻站稳阵脚,打响名 号,随后的几年间,与“台制”合拍的《西施》、《辛十四娘》(朱牧导演)、《几 度夕阳红》(杨苏导演),《天之骄女》(宋存寿、刘易士导演)、《明月几时有》(郭 南宏导演),《塔里的女人》(林福地导演),《破晓时分》(宋存寿导演),《北极 风情画》(王星磊导演)都有不错的表现,“国联”且曾在板桥四汴头建造制片厂,出版《国联电影》,然而不幸的1963年的丰原空难事件,让李翰祥顿失靠山(从 出资的国泰”,到发行、垫款的“联邦”,以及提供影棚的“台制”之三位负责人陆 运涛、夏维堂、龙芳悉数罹难!)复因艺术家不善理财,弄得负债累累,难以为 继,这段非常时期,从政府当局寻求融资,到电影业通力合作,动员四大导演合 拍《喜怒哀乐》(四段锦集分别白景瑞、胡金铨、李行、李翰祥执导,1970年)极 力挽救,均无法改变“国联”结束营业的命运,唯“国联”虽然历经五年而败,却引 发不少业者对在台拍片产生兴趣和信心,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2)联邦电影公司 “联邦”早在1953年由沙荣峰、夏维堂、张陶然、张九荫四人成立,初期发 行香港的“电懋”、“邵氏”生产之影片(1956年为发行“电懋”影片,才成立“国际” 影片公司,尔后之“国际制片厂”、“国际冲印公司”均沿用此名,实际与“联邦”为 同一公司),随后在全台湾建立了80余家的映演院线,后来还曾以中艺”、大江” 名义,分别代理发行英国的兰克”、日本的“新东宝”、“松竹”之影片。

    “联邦”参与制片的首部电影,是1960年的台语片《圆环石松》(吴文超导 演),1967年“联邦”在桃园的大片厂,开拍了甫于香港因《大醉侠》成名的胡金 铨之《龙门客栈》(上官灵凤、石隽主演),此片的拍摄技法与武侠美学,不但受 到评论界的肯定,如此彻底的一新观众耳目,立刻跃居当年的卖座冠军,总收入 达438万新台币,比第二名的《观世音》(严俊导演,李丽华主演)的200万元,整 整多出一倍;
    再以《龙门客栈》的卖座状况,与当年最卖座的西片《雷霆谷》(007 情报员第三集)相比,《雷》片总收入是505万,超过《龙》片的438万,但西片 门票远较国片为高,是故若以出售的总票数计算,《龙》,片则以32万张超过《雷》 片的28万张,称为“超过西片之首”,亦无不妥。间接可以证明《龙门客栈》成为 风潮的缔造者,开始了武侠电影的新纪元,是绝对有其道理的。由“联邦”摄制的 作品约有40部左右,较知名者为《三娘教子》、《一代剑王》、《龙城十日》、 《铁娘子》、《情人的眼泪》等。当然,“联邦”对台湾电影的贡献,不仅止于产 销的一贯作业而已,后期的“联邦”在筹组制片工会,以及推动电影法等方面,都 提供了极大的智慧与心力。

    3)“台联”影业公司 如果我们有机会重新检视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产量,台语片度过第一次的 低潮之后,再次跃升到顶峰,许多制作、发行台语片的电影公司,在60年代10 年间的产量,都远超过了当时公营龙头的“中影”公司,诚如前文所述,以台语片为主的公司,也有隐然成形的产销托拉斯,其中的代表之一便是“台联”影业公司。

    “台联”的负责人赖国材,原为“台中乐舞台”排片人,因为掌握台中附近诸 多戏院,逐步建构成中部重要发行系统,并利用此优势在1957年投资吕诉上的《爱 情十字路》,以及1958年的李行之《王哥柳哥游台湾》,自制自销的模式大有斩 获。1961年起,更参与投资“雾峰片厂”,让台语片获得更佳的制作条件,且保有 后续发行的管道,真正成为有能力产销一贯作业的完备公司。

    “台联”在20世纪60年代的业务,由该公司的核心导演李泉溪,以超过60 部的产量,高居多产导演的第一名!梁哲夫在1963年加入“台联”以后,总产量亦 达数十部。“台联”的重要作品有《七剑十三侠》、《二度梅》、《盘古开天》、 《孙膑下山》、《樊梨花第四次下山》、《罗通扫北》、《目莲救母》、《阿里 巴巴四十大盗》、《高雄发的尾班车》、《鸦片战争》、《泰山与宝藏》、《悲 情鸳鸯梦》、《间谍红玫瑰》……足见其作品的多样性,而在1970年的李泉溪化 名“李国华”,拍了《孙庞斗法》(又名《万箭穿心》),同年梁哲夫拍了《重庆一 号》,至此“台联”大约功成身退。

    4)“永新”影业社 纯粹讨论20世纪60年代台湾电影的兴旺,得利于台语片的异军突起这一重 点,再就台语片商的持续影响而言,“永新”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永新”的设立人是戴传李,曾在台大就读,却因政治问题未能毕业,在当 时台语片圈可算是知识背景卓越的人士,原为“美都”之制片(“美都”为前期歌仔戏 团兼影业社,负责人为蔡秋林),1961年戴传李自立门户,创业作为邵罗辉导演 的《桃太郎》,除自制影片以外,他同时代理发行较小之制片公司的影片(如南 天”、永芳”),更由于戴传李身兼全省众多戏院的排片人工作,至此阶段的“永新” 营业项目繁复,已经包含制片-发行-映演的全部流程,显示具体而微的托拉斯, 且为达到节税目的,另行成立名为“永达”的子公司。

    综观20世纪60年代的“永新”、永达”影业社,至少表现出几个特色:其一 是培植邵罗辉代表作为《旧情绵绵》、《金银天狗》、《流浪三兄妹》和辛奇代 表作为《地狱新娘》、《后街人生》、《悲恋关子岭》、《危险的青春》两个台 语片重要的导演,拍下不少可供列论之作品。其二是独特的制片方向:“永新” 敢在1964年把“麦寮拱乐社”的老板陈澄三找来做导演,连拍《三兄妹告御状》、 《三兄妹报父仇》两部电影;
    60年代文夏的台语歌曲风靡全岛,“永新”遂出一奇招,连续推出许峰钟执导的《阿文哥》(1964年,主要演员当然是文夏,及其文 香、文兰、文燕、文蓉等班底)、《文夏风云儿》(1966)、《流浪天使》(1967)、 《流浪王子》(1968)、《再见台北》(1969)的《文夏流浪记》系列;
    1967年的“永 新”,更找来日籍编剧导演汤浅浪男,同时启用金玫、石军、张清清与日籍演员 合拍《怀念的人》与《难忘的大路》两部台语片。其三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那就是戴传李跳脱一般台语片传统,用了日本文学《冰点》与《米兰夫人》,改 编拍成台湾电影的《冰点》(国语片)与《地狱新娘》(台语片)。

    4.外在力量的刺激 纯粹从台湾电影的内在因素,尚不足以说明造成蓬勃发展的全部条件,20 世纪60年代的十年间,至少还有以下几股不可忽略的外在力量。

    1)香港电影的交互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电影界曾为左右立场碰撞了一段时日,直至1957 年“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成立,明确与“长城”、“凤凰”划清界限,1958年 自由总会更进行组团,以实际行动声援八二三炮战,国民政府因此将香港电影视 为“国语影片”的一部分,例如1962年用“邵氏”的《杨贵妃》(李翰祥导演,李丽华、 严俊、赵雷主演)代表台湾参加戛纳电影节,如今看来真是不伦不类。但也就因 为根植于如此混乱的认知态度,我们看到了开办于1962年的“金马奖”,长久以来 的本质问题,所谓“奖励优良国语影片”的定位,竟然不是单指在台湾生产的国语 片、台语片,而是泛指港台“两地以国语”为主要语言的电影! 唯吾人若从60年代港台电影共生共荣的实况加以观察,国民政府的心态是 不难理解的。香港作为一个早在20世纪初就兴起的电影城市,累积了非常丰富的 电影工业经验,尤其在临界60年代的时候,“邵氏”与“电懋”已经发展成对峙的两 大托拉斯,把香港电影带到一个成熟繁荣的阶段,台湾电影与之搭建友谊的桥梁, 委实好处多多。首先是大家可分享国语市场,当时除开地域色彩鲜明的粤语片、 厦语片,以及台语片,大部分的国语电影都可以在港台同时上映,无形中扩张了 市场,尤其是台湾电影经由香港的转介,往往可将市场版图延伸到星马(即后来 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南洋地区为止,从制作到营销,都获得了实质上的利 益。复次,邵氏与电懋不仅是产量总值高,影片的质量也相对优秀于其他一般公 司,所以20世纪60年代由香港电影所缔造的风潮,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突然出 现的黄梅调电影,继之而起的武侠片(以胡金铨的《大醉侠》与张彻的《独臂刀》 最足堪代表),也几乎同步在台湾大为风行;
    还有创作人才的互通有无,更是不能不谈,固然香港的两大电影公司,吸纳了张彻、潘垒、林福地、孙仲等人前往 港九;
    但饱餐香港电影养分的李翰祥、胡金铨的移师台湾,也间接把香港电影的 优势,以及前辈导演卜万苍、岳枫、屠光启等人的创作经验带到台湾,发挥了刺 激与竞争的良好作用。

    2)外国电影的影响 此一时期的外国电影,实质上包括美国电影(好莱坞的八大公司为主)、欧 洲电影以及日本电影。

    由于市场的供需问题,外国电影向来在台湾颇为强势,20世纪60年代外片 进口的部数:年代外片进口部数台湾电影部数 196137044 1962365128 196360997 1964339120 1965364138 1966318151 1967334142 1968318189 1969301173 1970281117 综观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电影政策,先是对日本电影的控管,避免过往日 人治台50年间的后遗症(例如国府迁台初期,台湾乡间上演《明治天皇与日露大 战》,若干观众一见明治天皇画面,其反射动作竟是起立敬礼!)。1961年党务 出身的屠义芳出任电影处长,便取消日片代理制度,实行限定配额方式进口,此 举造成台湾电影得利于配额的资金挹注,而且同步控管了欧美电影的进口数额, 形同完成一次无声的国片辅导活动。

    然而尽管费心控管,这些外国电影对当时的台湾电影的创作者与鉴赏者 (观众),相信必定起了相当的参考作用。从美国电影讲究商业化的通俗剧手法,少数欧洲电影大师(例如瑞典的伯格曼、意大利的费里尼、法国的新浪潮诸君、 英国的李察逊)的独特风格,乃至邻近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小林正树、黑泽明…… 都透过报纸、杂志以及座谈会等不同的形式,去加以分析、比较,成为台湾电影 创作仿真借镜的对象,甚至造成某些自恃优质的电影观众,偏爱外国电影,轻视 台湾电影的态度。

    3)留学生归国加入电影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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