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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论文
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论文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 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国 家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 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 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 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 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 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 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 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 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 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
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 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 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 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 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周恩来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 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 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 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 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 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 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 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 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 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周恩来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 的方面回顾，三年大跃进（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 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 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 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 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 ～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 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文革” 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 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 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毛泽东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 “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 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 “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 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 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 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 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 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 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 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 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 “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 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 道的成绩；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 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 成果；
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
然而， 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 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 “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 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 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 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 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 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 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 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 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 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 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 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 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 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 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 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 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 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 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
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 “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 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 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 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 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
还 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 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 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发布SCI的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 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 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 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 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 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 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 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 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
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 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 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 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 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 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 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 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 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 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 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 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 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 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