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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与法经
球经与法经 作为一个球迷，吾观中国足球二十余载矣。从0.3元一张门票、尘土 飞扬“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到经过市场包装、“公平与作弊”交合一团、规则内外 竞争形态万千的“末代甲A”，不能说，吾不是一个老资格的足球迷。观察中国足 球发现，中国人民玩足球游戏的最高境界，玩的是对规则的作弊。作为公平竞争 对应的“作弊”，比“公平的正当竞技”，更让中国人兴致高出许多。这种风格、传 统、“作弊为乐”的民族习惯，让中国足球长期处于“水平不长、权谋疯长”的状态。虽然看台的观众愈来愈少，这并不影响那些钻研“社会作弊机制”的“圈内人士”的 兴致。在热衷作弊者的世界里，自己已经和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差不多风光了；
即使不是如此，也相当于“运筹帷幄的”半个曹操，0.4个诸葛亮。
人们对于公平竞争惯常性的蔑视，对作弊惯常性的着迷，仿佛他们， 真的就发现了生活的“捷径”似的。在作弊者眼中，循规蹈矩者是愚蠢的。但是， 直到在一位“非作弊学派”人士，米卢蒂诺维奇，这个“不懂中国规矩者”，来到中 国后，才帮助那些自以为高明的人，在“梦寐以求”的真正的竞赛舞台，露了半张 “自封牛脸”。
米卢无非是“快乐足球”的提倡者罢。“快乐”问题，点到了中国的“命 脉”。在中国，不快乐的事情太多；
仅存的作弊快乐，准确地讲，并非快乐，乃 是“窃喜”，它不是普遍的、永续的“快乐”，它不能无条件和公开建立，而是与恐 惧为伴。
米卢将“快乐主义”作为高层次的竞争行为要求，主要优越在三个方面：
1、它比“规则主义”优越。“规则主义”主张社会竞争行为，应当遵循 规则。“规则主义”对于本族的人民，是一种陌生的东西，甚至在现实中，已经被 “作弊主义”，实现了相关替代。如果要告知社会竞技者“充分、合理利用规则”， 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想到，与其是“充分、合理利用规则”，不如让自己随意制定、 变更、解释规则，甚至不如用次生规则，去搞乱原生规则。对一些魄力更大一些 的国人来说，不如干脆将规则踢到一边，宣布自己说的，就是规则，成为不可动 摇的社会裁判。米卢来到中国，如果要象霍顿那样，着迷于足球竞技在“规则下” 的“合理运行”，陷入战术迷阵，米卢就不再是米卢，而是一个新的“自西方来”的 失败者。中国人民一向讲的是作弊术，显然，在一个作弊大国，不可能顷刻树立 起一个可行的“规则主义”的维度。但是，快乐，却是人人皆懂得的感受，是一个 可执行标准。虽然规则是重要的，但是规则下具体表现，更为重要。这就是“快 乐足球”的直奔主题。2、它比“属地资源主义”优越。属地资源主义强调，中国人吃猪肉、 大米，体质与世界各族人民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凌空射门”、“倒钩解围”、“前 锋、前卫、后防三条线”，这些“泛泛的区域性的足球知识”，东方性不适应，是 可解释的，甚至是正当的。因此，“可能”中国人，还是沿着“蹴鞠”的整法，结合 吃猪肉、大米的体质，具有某种必然。属地资源主义，“只想强调”蹴鞠的合理面， 于是形成了“足球业者爱蹴鞠”的“反反蹴鞠主义”态度和立场。有人说这样的人， 错位不自知。但是，对于一小部分蹴鞠迷而言，“世界”已经成就了一代心中的本 土僦鞠大师。米卢的“快乐主义”，好就好在，管你吃猪肉的，还是吃奶酪的；
管 你爷爷是玩本土蹴鞠的，还是耍弄西洋镜的，现在玩的就是“快乐足球”。因此， 将中国足球队队员琢磨自己体质、怀念蹴鞠、排斥football、反思“三条线”、规避 裁判员和助理裁判员行进路线，耗费在思考、整理上述等等“问题”的时光，节约 了出来。由于普遍和平等的“快乐足球”，引发出生活的单纯，单纯引发出专心， 专心引发出进步，一不留神，便造成了敝国足球的飞速进步。
3、它比“竞争主义”优越。在中国，讲“竞争主义”，容易进入“斗争状 态”。这是和吾国长期的内外“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之磨砺下， 人们已经不甚懂得“和平竞争”的实在含义。大家已经将和平竞争，及其形成秩序 之可能性，纳入了怀疑范围。人们已经习惯，将竞争对象定位为敌人，因此唯一 的成功竞争行为模式，就是厚黑地整。如果要“竞争”，就是指朝对手“护腿板”尚 未保护到的部位，飞一只黑腿过去。这种对于竞争的理解，虽然让上帝发笑，继 生怜悯，赐给一个吃饱饭生活，即小康状态，但是上帝清楚，这帮可怜人，总会 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的人的“小康饭碗”踢飞。
基于“竞争主义”，施拉普纳鼓 励中国人“象豹子一样踢球”，最后的结果是，多了几只“足球场上的蛮牛”。这些 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如果不踢足球而是“参加革命”，完全可能成为“黄继 光”、“邱少云”。“竞争主义”等于“血战”，而血战，从来就是“短暂成功或失败” 的代名词。所以，施拉普纳不得不在中国草草收兵。米卢的“快乐足球”，让竞技 者成为了“和平游戏参与者”，它将中国人从“洋人曾以足球欺负我等”的种种阴霾 中走了出来，找到了和平竞技中的唯一可能性收获，即参与的快乐。
作为一位“资深球迷”，我与“中国法律”打交道的时间，近似于关注中 国足球的时间。社会公民在规则调理下生活，和足球比赛，大同而小异。中国法 制问题，转换成另一种表述，就是中国的社会个体、组织与法律规则的关系问题。
强调平等遵守规则的“法治主义”虽然重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问题是，中国人长 期盛行的是“作弊主义”。从法律的制定、解释、运用，多个环节，作弊主义已经 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孟德斯鸠发现作弊成风的本民族，不仅生活性作弊，而且规范性地作弊。在作弊不耻的民族风俗下，作弊主义被命名为“权术”、“谋略”、“懂 政治”、“有智慧”，而遵守规则，成为了鄙视对象。在此种风气弥漫的法律、政 治 、公民社会的情态下，“规则主义”料不能取得和平法治本应取得的成功。在 此种困难中，我们也逐渐知道，有人以“蹴鞠迷恋”、无关整体社会痛痒的个别性 正义构造，替代了平权法治的“法律帝国”。同时，人们也突然发现，在市场竞争 条件下充分竞争，加剧了暴力的权威，竞争主义的正当性，不断沉落。
改善“中国法制”，逐渐成为必要。即效型的办法，是在克服“规则主 义”、 “竞争主义”的现实局限下，发展“快乐法制”。所谓“快乐法制”，就是以公 民感受，作为法制的标准。暴力主义或恐怖主义法制，是令人不快乐的；
拜金主 义法制，是令人不快乐的；
随意限制公民自由法制，亦是不令人快乐的。与此对 应，公民行为，亦应在和平的原则下，增加可接受程度。
面对生活的困难因素， 人们需要化干戈为玉帛，变对立为协商。面对公权泛滥的各种具象，法律人要成 为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和平力量。这就是指，在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以非 破坏性的态度，坚决地站在和平一边，逐渐将“为权利而斗争”修正为“为权利而 建设”，淡化“斗争”的“血战”的色彩。这是在已经失去了对“斗争”和平性理解的现 实下，对“斗争”必要的语词性回避。在法律权利失衡的本社会，为权利而“斗争”， 导致“施拉普纳效果”，增加出“为权利而斗争的豹子”。但是，唯有法治赖以生存 和支撑的社会和平力量的增长，方是未来社会共同幸福生活的保障。不“快乐” 的“斗争”， 不会出现“米卢奇迹”。因此，如要加速法制进步，还是要象米卢一 样，将法制的境界，直接提升到“快乐法制”的层面，将社会公民的感受，作为法 制建构的目标，这需要不断克服作弊主义，尽力避免用法定暴力，增加公民生活 的忧伤。
“快乐法制”，可诠释善的含义。增加他人的快乐，是社会存在主体的 相对性目的。组织与个体，唯在与人快乐的境界，方可能发现自身存在的正当社 会意义。快乐产生爱，不快生成恨，恨生成复仇，复仇生成伤害杀戮，伤害杀戮 生成恶，恶生成新的不快乐，循环反复，社会宁日成为幻想。一个失去和平的社 会，不适宜人类生活，仅仅适宜某些种类动物居住，人在其中变成杂居与苟存。
但是，倘有自然之神，她不会将这个美丽星球，永置此种与和美不调的状态。人 类历程，时见自然之神“无形调节的手”。米卢，是上帝送来启迪智慧的礼物。如 果未来出现善的法制，吾将其命名为“快乐法制”。
鲜江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