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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论文
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论文 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全文如下：摘要：哈马斯在巴以关系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哈马斯提倡 现代伊斯兰主义，有学者将其崇尚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归因于宗教狂热。
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
关键词：哈马斯;民族主义立场;巴以关系 (一) 自哈马斯诞生以来，从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到2000年第 二次大起义，再到2007年巴勒斯坦大选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巴勒斯坦的暴力 事件可谓逐年增多，长涨不消。此间巴以和平进程虽有进展，但民族矛盾长期存 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谓此起彼伏。一方面，哈马斯的军事组织 卡桑旅不断制造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不时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弹;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军事袭击使得巴勒斯坦人民骨肉分离、流离失所。
1989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了第一次军事袭击。1991年，哈马斯的 武装组织卡桑旅建立，以独立的战斗小队形式实施军事袭击。1994年之后，哈马 斯的武装抵抗愈发激进，自杀式爆炸袭击开始成为主要斗争方式。1994年到1996 年，哈马斯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以色列人员伤亡。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期间，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据统计，2000年9月到2005 年12月，以色列共损失了1080人，巴勒斯坦伤亡达3570人。此外，哈马斯对巴以 和平进程持抵制态度，曾经发动群众谴责运动，同时进行媒体宣传，利用报纸、 杂志、哈马斯领导人录制的卡带、书籍、传单公报等传达出抵制和谴责的信息， 以此反对以和平进程。[1] 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也从未停息。从2008-2009年的“铸铅 行动”、到2012年的“防务之柱”、再到2014年的“护刃行动”，以色列多次对哈马 斯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装备， 巴勒斯坦人只得在差距极大的力量对比中，过着无家可归、颠沛流离、骨肉分离 的悲惨生活。新月地带烽烟四起，巴以两国人民在战火之下时时置身危险之中， 经常无辜受害、受到连番惊吓，值得同情和关注。(二) 关于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学者认为，正是哈马斯作为伊斯兰主 义组织所固有的极端立场和暴力属性，使得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增多、和平进程停 滞;哈马斯则蓄意破坏和平，是巴以和谈中的“搅局者”。西方学界多数学者持上 述观点。《巴勒斯坦历史词典》中将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立场， “哈马斯反对以任何形式同以色列达成和解，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因 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瓦克夫’(宗教财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我国 学者陈天社认为，哈马斯掀起的宗教狂热，是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阻碍，“伊斯 兰激进势力对巴以问题的政治解决构成了重重阻力，导致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 恐怖主义活动上升，而阿以冲突的长期持续，又成为滋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 分子的温床，从而形成一个怪圈，周而复始，循环不己。”[3] 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对，部分学者认为哈马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进程 的民族主义立场并非源于宗教狂热，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哈马斯也并非 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的终结者，相反是从法塔赫手中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阿扎姆 塔米米在《哈马斯：非书面章节》中认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巴勒斯坦人民 受到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待遇的前提下，暴力行为是“合法的暴力”[4]。比弗雷米尔 顿-爱德华兹从国内政治层面阐述哈马斯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吉哈德不仅是军事 行动，更有政治层面的内涵。如果政府存在，那它会履行保护人民免受侵略和占 领、代表人民权利的职能。但在巴勒斯坦，由于政府的缺失，吉哈德就具有了不 同的内涵……在该种情况下，民众会因为其他政党的军事行动而给予其政治支 持。”[5] 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反对和平进 程、提倡武力抵抗的民族主义立场。
从动态层面看，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是法塔赫时代民族主义运动的 结果，民众对巴以和平进程的不满和对法塔赫的失望，转化为对暴力抵抗的狂热 和对哈马斯的拥护。一方面，和平方式固然最佳，然而和平需要双方力量对比的 平衡、权力分配的得当，此外更需要秩序;在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和平进 程自然无法继续，巴以关系转向暴力解决是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
另一方面，法塔赫无力继续完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只能由哈马斯接过巴 以问题接力棒。
从静态层面看，巴勒斯坦的社会政治现实塑造着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暴力斗争的立场。一方面，强制压迫和恐怖暴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色列 的步步紧逼使得巴勒斯坦人无处安身、性命不保。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哈马斯 不得不选择“以暴制暴”。另一方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 军事行动的目的也是赢得民心、争取选票。换言之，在充满军事威胁的政治环境 中，武装斗争强化了哈马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诚然，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自杀式爆炸袭击行为多 发生在例如咖啡馆、公交车站、市场等公共场所，时常伤及无辜平民，使得巴勒 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人民生活在危险之中，时常朝不保夕、骨肉分离，可谓生灵涂 炭。
综上所述，哈马斯在巴以问题上略显激进的立场，是历史的结果和现 实的选择，而并非因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固有极端倾向和暴力属性。伊斯兰主义作 为哈马斯政治活动的一面旗帜，自然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 并非导致恐怖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反之，若将巴以之间频发的暴力冲突和武装 对抗归咎于哈马斯和伊斯兰主义，不免落入唯心主义的桎梏。
以动态视角审视，近70年的巴以冲突经历了从大规模战争到地区冲突 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巴以冲突以大规模战争为主，例如1948年第一 次中东战争、1967年以色列吞并加沙和西岸。自9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取代了大 规模对抗，例如1987年大起义、2000-2005年阿克萨起义、2008-2009年“铸铅行动” 等，皆发生在加沙，且只以哈马斯为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巴以双方从五、六十 年代的武装冲突，到七、八十年代和平进程的启动，再到1994年和平协定的签订， 巴以关系明显渐趋缓和。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的此消彼涨，预示着巴以关系和平 解决的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