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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代调解及依附的法律制度
浅谈唐代调解及依附的法律制度 唐朝，是与汉朝并列的伟大朝代。唐朝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国 力，还在于完备的典章制度。法律方面，一部《唐律疏议》被后世史家盛誉为“一 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①《唐律疏议》完全依照礼教原则制定法律规范， 通过制度设置和刑罚惩处促进德行教化，为当世之人提供行为指引和价值导向。唐代的调解制度，即是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开展实践的。唐代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民 间调解制度，只是组织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唐代乡里讼事，先由里正、村正、 坊正调解。基层分设的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 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不能取决方交府县处理。②调解组织进一步向基层社会 下探，汉代以来由地方上的郡、县官员主导调解的局面渐渐由基层自治组织先行 调解所替代。除此之外，调解的依据也更为明晰，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实施的依据, 在唐代之前多半是出于宗法伦理道德,强调“礼和”。从唐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 法律“礼法合一”乃是不争的史实。调解的涵义逐步扩大,即从一般的社会秩序上 也要求调解或劝和。③调解已经不仅是儒家道义上的要求，还上升到上层建筑层 面，法律直接调整民事纠纷的化解行为，先行调解成了民事诉讼前潜在的要求。
一、对“礼教”原则的全方位贯彻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在刑事规范上，围绕“三纲五常”设置 罪名，着力于维护“尊尊亲亲”的“礼教”秩序，系统而完美地贯彻了“礼教”原则。
在民事法律部分，对“礼教”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诉讼的抑制。
一方面，对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进行限制。唐代尚没有形成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 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基本上没有差别,对诉讼当事人条件的限制也一样,如子孙不 得起诉父母、祖父母,奴婢不得诉主人;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也不得提 起民事诉讼等。④“孝亲”是唐代法律的立法原则之一，子孙对于祖辈、卑者对于 尊者，是没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另一方面，是对诉讼时间进行限制。对于一般的 民间纠纷，唐《杂令》规定，凡是田宅、婚姻、债负之类的案件，只能在每年的 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这6个月内起诉和受理。⑤规定秋冬季节才可以 诉讼，以免妨碍农时，影响农作，伤及和气。二是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 的重视。一些官员由于善于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而获得“良吏”“循吏”的声 誉。如韦景骏，开元中为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 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 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遂称孝慈。⑥即使是皇帝，也认可 解决民事纠纷不应当走大张旗鼓的诉讼之路，尤其是闺门之内的财产纷争，应当通过调解等内省式的方式予以化解。比如，唐德宗时，已故勋臣郭子仪侍妾的子 弟与郭子仪的子孙相诉，德宗本想按照司法途径解决。但侍御史卢群建言：“张 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 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俾私自引退”。⑦德宗听从其言，希望他们自行 和解,不要轻易提起诉讼。
二、制度上的两项重要创新 唐代法律在继承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做出了两项对后世大有裨益的制 度创新。一是在婚姻法律里规定了“和离”制度。《唐律疏议》规定了三种离婚方 式：协议离婚，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和离”；
促裁离婚，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 即“出妻”；
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对 于“和离”，《唐律疏议》卷第十四“户婚”190“义绝离之”这样规定：“若夫妻不相 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思是说，如果夫妻不能和睦相处就可以协议离婚，且 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和离制度是唐代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创新，立法在坚持礼制的 前提下，根据实际生活进行了变通：一方面，和离的主体是男女双方，其外在形 式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妇女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和离”强调 了夫妻的情感因素，即夫妻生活的和谐，重视婚姻生活的质量，体现了人本主义。
“和离”制度不仅在当时礼法结合的法律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一直为后世所 沿用。二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创设了“保辜”制度。《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一“斗 讼”307“保辜”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 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
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依据该条规定，在斗殴等 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人没有立即死亡的，官府可根据加害人的保辜请求为其设 定一定的期限，即保辜期限，在此期限内，加害人需为被害人积极医治伤病。如 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因本伤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就以杀人罪论处。如果被害 人在保辜期限内没有死亡，或因已受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死亡、或是在保辜期限 以外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只以斗殴伤人罪论处。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保辜制度 是科学合理的，因为伤害罪是一种结果罪，在古时落后的医术水平下，伤害案件 发生后很难立即判断伤情，设定一定的保辜期限更加有利于准确判断伤情。并且， 保辜制度要求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积极救治，使被害人早日康复、也使加害人减 轻罪责，进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目的。
三、唐代调解及其所依附的法律体系对当代的启示 唐代与汉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汉代因教化有功而名列青史的“循吏”数量众多，而唐代见诸于史册的则少了许多。根据《旧唐书职官制》记载，虽然唐代 州郡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是“抚和齐人”，暗含着通过调解方式促进民间纠纷化解 的任务，但经过历代的演进，到唐代时，调解的主要职能已经从地方官转移到宗 族手里。并且，唐律的发达，使司法官的自主性较之汉代少了很多，因之，调解 实践在历史中的记载就不如汉代为多。但是，唐律将礼的要求明确为法律规范， 对当代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一是重视对社会关系的保护具有恒久的价值。协议离 婚制度是“和离”制度在现代的运用，是现代法律制度对传统法律的继承和发展， 也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接性和一体化。从“和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其强调保 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使其穿越不同时代， 适应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直至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保辜” 制度也具有同样的恒久价值，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某种意义上即是从“保辜”制度 的演进而来，改变了以往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局面，着眼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通过自愿、平等的协商，使加害人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真 诚悔过。同时使被害人在经济上得到赔偿，进而对加害人的行为予以谅解。这样， 双方的矛盾就得到根本化解，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也得到了恢复。二是调解已成为 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合理分工的标志。唐代是中国法制发展历史中一个承上启 下的阶段。表现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反映在调 解上的变化。在汉代，民事纠纷的调解明显由官方主导，从最基层的县级行政长 官，到汉宣帝口中“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的“二千石”高级地方长官 ――郡守，都有亲自投身调解的记载。汉代以降，调解的职能逐渐由官方向民间 传导，到了唐代，最主要的调解实践就由里正、村正、坊正等半官方性质的人员 主导了。唐代以后继续演进，到了明代，调解则主要由宗族、里老等民间组织或 人士进行，明太祖教民榜文第一条即规定：“对于民间户婚、田地等诉讼，应先 由各里老人、里甲进行调解解决，不可直接向地方官提诉。”如此，官方已经完 全从民事纠纷化解的一线退出了。因此，唐代的调解，是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 分工变迁中的一个阶段，也是二者合理分工的一个标志。
作者:刘斌 单位:上海市司法局基层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