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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仙外史的评点探微
女仙外史的评点探微 《女仙外史》是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吕熊独创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回,写 燕王靖难、建文逊国事。小说牵强附会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唐赛儿故事和建文帝 故事而成,前二十回略有史可征,后“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 ① ,乃作者刻意杜撰 以逞胸臆的产物。小说带有历史演义的风貌特征,又不乏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中 的斗法、情色描写,更把刑名兵农术数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内容驳杂,情节荒诞, 作为小说的艺术成就公认不高。然而,这样一部大杂烩式的小说,却获得了清代康 熙年间以江西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官僚文人和文化名流的极力追捧和赏识,竞相为 之序跋、评点。《女仙外史》不仅成为清代前中期文人群体进行通俗小说评点的 典型,其人数之众也成为评点史上无出其右的一道奇观。这个反常现象,为我们提 出了疑问: 何以《女仙外史》能够得到如此众多的文人赏识《女仙外史》引起评 点者广泛共鸣的根源何在 据笔者考辨,《女仙外史》的评点既是清代康熙年间文 人名家交游酬答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评点者共同的题材敏感和审美旨趣。一、《女仙外史》的评点与评点群体 《女仙外史》除作者自叙与自跋外,总评文字有《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 泉序言》、《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 《广州府太守叶敷南田跋语》。文本中的评点以回后评为主,每回回末皆有一至 数则评语,计有刘在园、陈香泉、汤硕人、洪昉思等 67 人的评语 258 条,其中又 以陈香泉和刘在园为评点的领军人物,评语分别达到 35 条和 18 条之多。《女 仙外史》不仅评点者人数众多,其中还不乏高官显宦、俊彦名流,粗略勾勒出了康 熙后期以江西为中心的东南一带文化名人( 如汉族官僚、江南遗民和大家子侄) 以书为媒进行交游酬答的一个侧影。
据序跋可知,《女仙外史》大致成书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 ,梓行于康熙五 十年( 1711) 。该书的评点则应完成于这个时段前后。《女仙外史》的评点者见 于总评和回后评的题署,刻本题署多尊以字、号、官衔等,可考见的知名者如刘在 园( 廷玑) 、陈香泉( 奕禧) 、洪昉思( 升) 、韩洪崖( 象起) 、叶南田( 敷) 、 毛暗斋、陈求夏( 履端) 、乔东湖( 寅) 、杨念亭( 颙) 、王新城( 士祯) 、范大 中丞( 范时崇) ;
黄叔威、杨人庵、帅简斋( 我) 、刘再祈、饭牛山人( 罗牧) 、 绵津山人( 宋荦) ;
倪永清( 匡世) 、徐少宰( 徐秉义) 、顾幼铁( 维祯) 、蔡息 关( 方炳) 、周勿庵、八大山人 ( 朱耷) 、查书云、刘蕺香、杨大瓢( 宾) 等, 基本上都于这个时间范围在世。由于清廷严禁,明末以来的分党结社之风逐渐消歇,如顺治十七年上谕: “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 恶,着严行禁止。”典型的例子有复社在顺治年间被取缔,遗民组织惊隐诗社于康熙 初年解散。但是由于学缘、亲缘、地缘关系,文人之间的交游往来仍然十分广泛 和频繁。他们书画切磋,诗歌唱和,文字酬答,相与友善,类似“春江诗社”等地域化和 小型化的文化社团多有存在。因此就《女仙外史》评点者在世时间以及评点者之 间的交游情况来看,他们参与评点的可行性极高,即使个别冒名,也有因可寻,而并 非如传统的看法———多属伪托。以下数例可略窥评点者之间交游的大端: 《女 仙外史》的作者吕熊虽终身谢绝为官,却担任了封疆大吏于成龙等官员的幕僚,与 名公显要、骚人墨客的应酬往来不少,《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就提到: “昔 少保于公( 于成龙) ,曾刻‘天下士’颜额以贻叟,则洵乎叟为天下士也。”吕熊受陈奕 禧邀请到南安“修辑郡乘”,晚年流寓江西,《女仙外史》的创作与梓刻受到了身为 江西官吏的刘廷玑、陈奕禧等鼓励和资助,如《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 曾声称: “叟书竣日,当为付诸梓。”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因而《女仙外史》评点的 地缘结构也主要以江西为中心。评点者中的江西官吏有担任过江西巡抚的宋荦、 江西南安府知府陈奕禧、江西学使杨颙、江西按察使刘廷玑、江西道员韩象起, 江西人氏或居住江西的有八大山人、饭牛山人、倪永清、帅简斋等。陈奕禧以书 法“香泉体”名重当时,其诗、书数为着名诗人王士祯称许。刘廷玑是吕熊的至交 之一,他在《在园杂志》中说: “吴人吕文兆熊,三十年旧交也 二、评点群体隐晦难言的思想情结 清初的通俗文学创作、批评中普遍存在着遗民情结。文人往往借通俗小说 来影射现实,表达感伤,所谓“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 ④ 。借题发挥故宫黍离之 悲者比比皆是,如遁世老人漫题的《后七国乐田演义序》云: “江山社稷岌岌乎不 保矣,虽有忠荩之臣,亦不过抱黍离之悲,洒新亭之泪已耳,谁能设一谋献城下哉” 《快心编》二集第六回回后评: “刀兵一起,百姓流离,杀戮之惨,实可痛伤。几遇节 义之人,吾辈有势位者,及操觚家,必宜据实纪录,以待采风问俗之举。使彼流芳后世, 亦是为善享名之报,更足激励风俗,是第一件要务。”所以“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 见于世,亦惟有缀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 ⑤ 。虽然《女仙外史》 的成书、评点、刊刻已是康熙朝后期,鼎革阵痛渐宁,人心思归新朝。康熙十七、 八年的特召博学鸿儒,笼络士子人心,极大地消解了对立情绪。遗民身份与出仕为 官不再尖锐对立,然而夷夏之变终究是汉族知识分子难以释怀的隐痛,当“一队夷 齐下首阳”已成既定现实,以伤感和宿命的眼光来重审历史兴亡,借游戏之笔褒忠 殛叛,何尝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满足 同时也因康熙朝比之于雍正、乾隆朝的 文禁稍弛,通俗小说的刊刻、留存相对较多,《女仙外史》虽触时忌,却因文字上丝毫未涉清初史事而最终使得作者远祸全身。
建文逊国事件是明初帝位争夺的一大疑案。明清易代使这个话题有了些许 弦外之音,最明显的表现是东南士人怀念建文帝和清初遗民追念明室的情感合流。
钱谦益曾在《有学集·建文年谱序》中说: “独于逊国时事,伤心扪泪,紬 书染翰,促 数阁笔”、“本天咫,述民彝,备国故,搜遗忠。当沧海贸易,禾黍顾瞻之后,欲以残编 故纸,慗遗三百年未死之人心。” ⑥ 就是借历史发挥其故国之思的典型例证。学 者赵园认为: 在明清之际士人的议论中,“靖难”是作为明亡的前因来推究的。学术 文化气运与国运、世道升降为盛衰,士的命运即在其中———在国初史中,在如建 文事件这样的大转折中。对于士人,此即“前定”,是其无可奈何的“命”、“数”。而 士人经由考辨国初史追究“命运”( 国运、世运、士的命运) ,寻求对此后事态的解 释,与此一时期言论界所热衷的追原“祸始”、寻绎因果在同一语境 ⑦ 。这种思 想情感上的纠结在《女仙外史》的创作中也有所展露,即以失败的建文帝为正方, 以成功的明成祖为谋逆,并主观地改换历史结局,应看作是清初建文逊国话题和语 境的延续和余声。《女仙外史》作者自叙说: “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 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刘廷玑在《在园品题》中引作者语说: “尝读《明 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没无闻者,思所 以表彰之;
其奸邪叛道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这种感情,是有着 明显的现实寄托的。评点者对《女仙外史》的赏鉴,也建立在这一共同的思想意 识背景上,如第一回汤硕人曰: “逸田先生作外史,原为建文帝逊国,表明君臣大义, 与殉难诸臣之大节……忠臣义士,望行阙而趋归恐后,故谓之曰有功于万世之纲常, 信然。”第十三回韩子衡曰: “是彼其才,诚可以复建文之位,而泄忠臣义士之愤者。” 第九十三回香泉曰: 三、评点群体传统保守的审美旨趣 《女仙外史》臆造史实的成立,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创作和阅读目的被复 杂化了的产物,也即刘廷玑所归纳的“言诞而理真,书奇而旨正”。评点者们看重的 并不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而是用“理真”和“旨正”作为对文本的内在要求, 在强调天道纲常,寻绎微言大义中展示他们的传统思路。透过《女仙外史》的评 点文字可以看出,评点者视通俗小说为文学余事、笔墨游戏,态度仍然是鄙夷不屑 的。只不过它表现了扶植纲常、褒忠殛叛的内容,他们才乐于读之和评之。《江 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说: “余素不喜小说,如世所称才子奇书,曰《水浒》、 《金瓶梅》,可以悦人耳目,亦可以坏人心术,《水浒》倡乱,《金瓶》诲淫也。今《外 史》亦多奇诡,与小说无异,然立言之旨,在于扶植纲常,显扬忠烈,余故乐为论之如右。”《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说: “叟之书,自贬为小说,意在贤愚共赏 乎”第八十九回洪崖曰: “仍有合于至理,断不可以作小说观也。”第一百回香泉曰: “故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清代通俗小 说评点重视伦理说教,以道德学问入稗官,与晚明名为寓劝惩,备伦常,实为小说张 目的情况有所不同。《女仙外史》第二回高素臣曰: “赛儿为扶植纲常之主,所以 推本其始祖以至其父,历数十世不事二主,是以忠节传家者,尊之也。”第十四回王 新城曰: “神鬼精灵,出没笔端,妙在亦寓劝惩之旨。足以正人心而维世道,不可当作 仙真游戏,草草看过。”等,便是明证。
清代文人有借小说创作来炫才显学的特点。中国传统文人看重文章体现出 来的知识性和学理性,不太看重故事本身的通俗和生动,《女仙外史》的创作也不 例外。陈奕禧在《序言》中夸赞作者“文章经济,精奥卓拔”;
刘廷玑的《在园杂志》 也介绍他说: “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诞,而平生学问心事,皆寄托于 此。” ⑧ 而融贯其中的“屯卦经纶”也是吸引文人参与评点的原因之一,反映了众 多评点者的小说主张并没有突破子书搜奇记异,博杂见才的才学观,如《在园品题》 即指小说为儒佛道“三教兼备”,“谈天说地,莫可端倪,而皆有准则;
讲古论今,格物 穷理,而皆有殊解”,更称“小说言兵法者……此书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 中,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此书具有经济,如设官取士,刑书赋役礼仪,皆杂霸之 言”,“书内颇多诗篇,诸体毕备,皆可步武三唐,颉颃两宋”,呶呶不绝,代表了评点者 们的普遍观念。而具体表现在回评中,则有第八回连双河曰: “兹阅其七卷,所述言 言有本,字字有源。余虽制科中人,略读道书,故能测其涯涘。”第十九回杨人庵曰: “余素好兵法,见此卷内讲解,既越乎韬略之外,而仍贯乎韬略之中,与余意若合符节, 作者殆善用兵者乎。”第三十七回再祈曰: “此回书,人所不欲观也。其有观者,胸中 素蕴夫经济乎。然与八十二回六科列榜之篇,合而观之,方得其取士之全法。”第九 十七回钝铁曰: “外史全部,阐发三教。儒以孟氏为宗,学者所共知也,其以程朱为得 圣之体,留侯、武侯为具圣之用,自是创见;
禅以济宗为主,而提讲因字,虽为下乘说 法,实出如来之正因;
独于玄门,既直指本原,复提其纲领,析其条理,最为明切。固知 作者深于玄。”由上可知,正统文人圈阅读欣赏通俗小说的审美趣味,囿于传统的才 学意识,毕竟是与市井读者有着相当距离的。这或许就是《女仙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