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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和人性书写
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和人性书写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学子负笈海外,生活的巨变、情感的考验、文化的 冲突等等,都在这一代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心灵上产生了剧烈的震动,一批反映留学 生和新移民生活和心态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早期作品大都没有走出个 人经验的狭小世界,要么是记叙传奇色彩的个人奋斗经历,要么是抒发身处异质文 化环境中内心的孤独和郁闷,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 对生活的体验日渐丰富和深刻,有些海外新移民作家逐渐跳出个人经验的浅层表 达和传奇经历的肤浅叙述,开始由眼前向过去、由外在向内心深处开掘,对历史与 人性进行深入地表现和思考,其中最具个性的两位作家就是美国的严歌苓和加拿 大的张翎。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她在出 国以前就创作了长篇小说《绿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 并在1986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使她在1989年赴美后就比同时期的新移民作 家有了更高的起点。在美国,她又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深造英文写作,从而吸收了 西方文学的营养,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应该说,严歌苓这次远离故土的 “生命的移植”大大激发了她的创作才情。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将严歌苓的短 篇小说结集出版,题名《海那边》。此后,严歌苓又推出《扶桑》、《人寰》、《第 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多部中长篇小说,一直在海外新 移民小说领域独领风骚。
与严歌苓相比,张翎的小说创作起步较晚,她于1991年才推出第一部中篇小 说《梦里不知身是客》,9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作品才渐成气候,《丁香街》、《寻》、 《女人四十》、《盲约》、《团圆》、《警探理查逊》等一批中短篇小说陆续见 诸各大文学期刊,到1997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海外版名为《上海小姐》) 出版,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她的作品便一部接一部地问世,她的名字 也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悉。虽然张翎的小说创作起步较晚,但是她的作品从一 开始就比较成熟,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这显然与她深厚的文学功底分不开。张翎 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又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长期的 文学修养为她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严歌苓与张翎这一南一北两位作家, 虽相隔万里,却都用自己独特的文字阐释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且风格迥异, 为我们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提供了范例。
二虽然都是写过去、写历史,但严歌苓笔下的历史与张翎笔下的历史却有很 大不同。这首先表现为对历史的选择上。严歌苓的小说经常在一段特定的、非常 态的历史时空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扶桑》中,作者塑造了 一个一百多年前被贩卖到美国金山做妓女的青年女子扶桑。扶桑的一生是坎坷的, 或者说是充满传奇的,但她独特的经历却是与在美华工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部《扶桑》不仅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得以升华的妓女形象,也再现了一百多年 前在美华工的辛酸血泪史。严歌苓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寰》以中国大陆的反右 倾运动和随即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领 导的贺一骑保护了作为右派分子的“我”父亲,父亲为了报答贺一骑的恩情,日日夜 夜替他写书,他们也因此成了“好朋友”。贺一骑成了名作家,“我”父亲却始终默默 无名。文革中,贺一骑受到批判,“我”父亲长久积压的郁闷终于爆发,在一次批判贺 一骑时,他狠狠打了贺一记耳光,但生性善良的父亲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文革结束后,贺一骑大度地原谅了父亲对他的背叛,父亲在愧疚之下更加勤奋地为 他写作。应该说,是特殊的历史造成了贺一骑与“我”父亲之间这种貌似友情的保 护与被保护、利用与被利用的畸形关系,没有那段历史,贺一骑与“我”父亲将是两 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各自书写各自的人生。可见,严歌苓笔下特殊的历史造就了 特殊的人物,人物的特殊遭遇又强化了历史的残酷性和荒谬性。
而在张翎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张翎的 尽管严歌苓与张翎的小说对历史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书写,但是在不同的历 史书写中她们却将关注的目光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人性。无论是严歌苓还 是张翎,都注重在小说中深入挖掘人物的隐秘心理,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凸现出最 真实丰富的人性。
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常将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的关系置于同一时空 中,把强势对弱势的侵略、挤压、控制和弱势对强势的反抗、退让、屈从等等非 正常关系中人性的扭曲、变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扶桑》以妓女扶桑的 遭遇为窗口,让我们看到一百多年以前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的种种歧视乃至仇恨。
让人遗憾的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一对强弱对立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强者对 弱者的歧视与欺凌至今也没有改变。种族歧视虽然没有公开张扬,但是“它形色如 幻,一时无所不在,一时一无所在……周围的白面孔千篇一律在微笑,那笑怎么都 比追打进化许多。于是我们如此迷失”[1]126。再如长篇小说《人寰》。出身贫寒、 自小就参加革命、现身居高位的贺一骑与资本家出身、被打成右派的“我”爸爸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构成强势与弱势的明显对比。一场政治运动造成了他们终生解不开的情结。这看似两袖清风的友谊,实则是含而不露的控制与利用。人性的自私、 阴暗被掩盖在这种奇特的朋友关系之中。而身为导师的舒茨教授与“我”之间的关 系同样是强势与弱势的关系。舒茨教授试图利用他对“我”的恩典控制“我”,在他对 “我”恩典式的爱情中,“我”清楚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讹诈与奴役——对于“我”青 春的讹诈和对于良知的奴役。严歌苓的短篇小说集《海那边》中对这种非正常关 系中人性的变异和扭曲,也有诸多表现,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严歌苓善于袒露人性的阴暗面,暴露人性的丑恶,她用自己的笔坚决地挑开 蒙在人脸上的那一层伪善的面纱。使人性最真实、最阴暗、最不敢被人正视的层 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比如在《扶桑》中,严歌苓就以冷峻的语言揭露了现实 生活中人性不被承认的扭曲和异化:“出卖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人们认为你在 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的 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 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 货物一样聋哑,无动于衷。这份出卖为她们换来无忧虑的三餐、几柜子衣服和首 饰。不止这一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卖给名望。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 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1]181严歌苓用最清醒的理智直面惨淡的人生,对社会的 冷酷无情和人性深处的种种丑陋状态做出最深刻的揭示,让人不得不反思和警醒。
张翎的小说却完全不同,在她的小说中,不存在弱势与强势的尖锐对立。张 翎以其开放的文化眼光和胸襟营造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小说世界。在长篇小说《望 月》中,张翎叙述了孙家和颜家两个家族兴衰交替的过程。孙家由名震上海的富 贵之家逐渐走向没落,而颜家却从江北逃荒的苦力一跃成为上海暴发的新贵;被孙 家姆妈鄙视的颜开平成为孙家的衣食父母,而曾经怜悯颜开平的望月也靠了开平 的力量在画坛成名。就像小说中所说:“孙家的精致和颜家的简朴,其实是一块玻璃 的两面,反射的都是同一个光源,那个光源便是钱,离开了那个光源,剩下的没有本 质的差异。”[ 《望月》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并且通过人物内 心世界的描写表现出微妙、复杂的人性特征。作者并没有刻意彰显人性中美好的 一面,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比如,作者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了李方舟对踏青的痴 情,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否认李方舟曾经出现的自私与犹豫:“若想拥有她,他需要打 碎他过去的一切。他的过去是已知的,他和她的将来却是未知的。在已知和未知 中间,未知的恐惧便显得更为恐惧。哈姆雷特为了这个理由选择了生,他为了同样 的理由选择了拖延——因为他吃准了她的死心塌地。然而,时不时地,他会提醒她,她的死心塌地绝对是她一厢情愿。他在其中,原本是清白无辜的。”[2]125李方舟 对踏青的爱是真的,但他的自私和软弱也是真的,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之处。
张翎善于描写生活中的人性美、人情美。如果说严歌苓的小说是以“审丑” 作为主要的美学旨趣,张翎的小说就是着重于“审美”。她的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也 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人物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本质上说,他 们都是善良的、充满正常人性的,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中国传统的“仁爱”精 神为内核的人际关系。创造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温馨的艺术世界。彼得不是黄明 安的亲生儿子,但是黄明安仍然待如己出,也没有因此对卷帘改变态度。卷帘虽然 对羊羊十分不满意,到羊羊遇到困难时,卷帘却没有冷眼旁观。刘晰与星子平时更 是互相照顾。望月住院了,世昌尽管被别人误会,还是精心地照顾她。即使是牙口, 也领养了两个孤儿,表现出人性的美与良善。小说还善于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关怀。那种琐碎的、细微的、甚至是不经意的关怀往 往更让人感动。望月买房事先没有通知卷帘和黄明安,搬进新居后黄明安亲自送 来一个电饭煲,以缓和望月与姐姐卷帘的矛盾。虽是一件小东西,但礼轻情意重, 如此用心良苦,岂有不让人感动之理小说中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性美的张 扬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价值取向与人文关怀。其实无论生活中存在着怎样的美,也 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善于感受美的心灵。张翎用她的文字把对美的 感受传达给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作者用她温情脉脉的 眼睛关注着小说中每个人物、每件事情,即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残酷场面作者 也用她那特有的女性温柔将沉重和血腥过滤,从而荡尽生活本身的浮躁,使小说归 于平和、宁静。
同样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呈现,严歌苓与张翎这两位作家却创造出冷酷与温 暖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或致力于“审丑”,或执着于“审美”。其实,无论是“审 丑”还是“审美”,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表现生活。生活中既存在着丑陋的一面,也存在 着美好的一面,就像无论一个城市多么流光溢彩,也总有破乱肮脏的角落。美好与 丑陋本来就是生活中同时存在的现象,因此,无论是暴露丑,还是赞扬美,都有其无 法替代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否认,审丑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唤起人们对于美的追 求,让人们正视丑陋从而得以改变并除去丑陋,使生活变得更美。就如严歌苓所 说:“高一层的审美,恰是审丑。”[4]从这一点来看,严歌苓与张翎的小说在根本的主 题指向上仍然是一致的。如果说严歌苓是“冷秋”,张翎就是“暖春”,她们以其各自 独特的文学作品为读者展示出一个全面的人生。四 与小说的思想内容相适应,严歌苓与张翎分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严歌苓的语言干净、利落、灵动、跳跃,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敏感,充满感性的色 彩,像毕加索的印象画,是一种变形和扭曲了的贴切。她的语言常常给读者带来意 外的惊喜,使读者获得独特的审美感受,如《扶桑》中的一段话:“在扶桑病得咳也 咳不动的时候,阿绵跑到街上去了。阿绵笑得一街的太平都碎了。所有人给她让 路,惊吓得牙也忘 张翎的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与严歌苓完全不同。她的文字平淡柔和、清新 典雅、细腻温馨,具有一种古典神韵。张翎说:“我采用了一种较为古旧的语言来叙 述一个其实很现代的故事,像用一种古色古香的纸来包装一瓶才酿的新酒,希望借 此营造一种距离感,不让自己陷入时代的泥淖中。”关于《交错的彼岸》的文学对 话.在她的小说中,她用自己舒缓、典雅的语言把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讲述 得波澜不惊。“读她的小说,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遥远的冷静,有距离感的清凉,像是 一个尘外的人娓娓诉说着尘内的故事,隔着一层软软的纱,那纱就是张翎身心毕露 的文字中独有的纤柔的温暖。”[6]连张翎笔下的月亮也是柔和、温馨的,全然没有 严歌苓笔下那种苦涩与冷峭:“沉蓝的天幕上,剪纸似的挂着一弯月亮,那月亮并不 圆,像农家用钝了的镰刀,却亮得出奇。四周簇拥着些云彩,那云彩都镶着些模模糊 糊的淡黄色的边,月光抹在远处的树上,朦朦胧胧的,树梢上像洒满了霜似的,就有 些肥胖起来。”[2]98再如描写踏青的猝死:“踏青是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丽的初 恋状态里猝然离去的。她活得不够长,还没来得及让方舟看到她身上琐碎和实际 的一面。死亡不露痕迹地过滤了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丑陋和瑕疵,留下 的是刻骨铭心午夜梦里的完美。一如琥珀的形成,生命被突发的外力凝结在一个 极为凄凉的静止状态,无视着世上沧海桑田的变迁。”[2]79 如果说严歌苓的语言是充满感性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张翎的语言是充满悟 性的,她把这种悟性同传统文化的意蕴、丰富细腻的比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 出一种充满诗性的语言,像是中国的山水写意画,在那一份神似中还不忘给读者留 下大片想象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