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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文论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世界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少国内外的伍尔夫研究者，从文化、政治、社会、历史、语言学、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方面来分析伍尔夫及其文学成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中西方批评家们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越来越向纵深发展。
纵观历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伍尔夫的研究，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研究，50-70年代的研究以及80年代之后的研究。在第一与第二阶段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低潮期，而从第二阶段开始，可以说伍尔夫的研究就开始深入与繁荣起来。英国敦提大学学者戈德曼(J. Goldman)在其2006年出版的《伍尔夫剑桥指南》(The Camp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Woolf)中总结道：伍尔夫批评趋势与潮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时评以及20世纪40年代:革新、实验与印象主义; 50年代和60年代:哲学、心理学与神话; 70年代:女性主义、雌雄同体、现代主义与美学; 80年代: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性别文本政治; 90年代至今: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伦理学。虽然西方伍尔夫研究始于其在世之时,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却是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而来。自此以后,伍尔夫研究始终与女性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并随其发展而发展。无论作为小说家、散文家还是文学批评家，伍尔夫都是非常成功的。在世时，她的声誉主要在先锋写作和意识流写作技巧，人们甚至将她的意识流写作技巧和成就与马歇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和威廉•福克纳并提，肯定她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出的贡献。这一阶段比较值得注意的是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中，奥尔巴赫对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第一部分第五节的分析，他把注意力引向了其小说的的形式主义特点。而在Winifred Holtby：Virginia Woolf: A Critical Memoir(1932)中，霍尔特比涉及到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她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研究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人。伍尔夫去世后，有一段时间内她的作品的影响以及研究者的热情有所下降，甚至因为伍尔夫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而将其归入善感作家的行列。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直至 1940 年代末期法国女性主义大师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出版了女性主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经典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以后才算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因为该著作多次引用伍尔夫的观点，并在其性别差异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概念。伍尔夫的性别差异思想成为是次浪潮中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她对女性价值体系以及女性历史与文学史的建构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源泉。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初期，伍尔夫的私人档案——书信和日记——被陆续集结出版，人们开始了解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伍尔夫，她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随着人们兴趣的高涨，对伍尔夫的研究再掀热潮，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的都有。该时期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几大类：生平传记、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研究等。生平传记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有：Lyndall Gordon, 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 (1984)；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 (1996).等，其中赫敏恩•李的传记对伍尔夫一生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和评价，资料翔实，涉及面广，被认为是伍尔夫“里程碑式的”传记。女性主义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 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女性主义批评家或从伍尔夫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入手，或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研究她的小说。“双性同体”思想，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也是最引起争论的部分，她认为写作时女性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性别，而应该考虑自身所具有的男、女两性的特质。一部分赞扬“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运动者认为，伍尔夫的这一思想一方面解构了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社会本质及其中的二元对立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使妇女在创作中进入他人世界，并可消弭作者与文本及读者之间的壁垒，极大地展现生命的活力。陶丽•莫依在Toril Moi, Sexual Textual Politics(1985)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另外雷切尔•杜普莱西斯（Rachel Duplessis）认为它是对“女性——男性”冲突的解决方案，玛丽亚•迪巴蒂斯塔(Maria DIBattista)认为它是对于性别专制暴政的一场胜利，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则将“两性融合的整体”视为自我统一的象征。在Jane Marcus, Virginia Woolf: a Feminist Slant (1983)中简•马柯斯认为，弗吉尼亚身兼艺术家、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三位一体。而对“双性同体”持反对意见的女性主义者以美国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 )为代表，她在See Elain 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orm Bronte to Lessing,Princeton.1977.一书中谈到伍尔夫时，对她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公开地批评。她觉得伍尔夫在表达女性主义思想时，使用的语言过于温和、保守，缺乏魄力与火药味，因而并不能有效地冲击男权社会。在她看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念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也是一种无奈的逃避，双性的假象下掩盖着的是对女性气质和女性经验的压抑。心理传记学属于历史心理学或心理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验证或构建心理学理论，从而探讨人类心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探讨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对于心理传记派学家来说，伍尔夫所提供给他们的是研究一个作家如何在作品中表现其生活经历或精神上的创伤的极好的例证。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由伍尔夫的外甥昆廷•贝尔(Quentin Bell)写的《伍尔夫传记》和由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 Woolf)主编的五卷本《伍尔夫日记》的发表，为伍尔夫的心理传记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心理传记派学家对伍尔夫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重于从创作在伍尔夫生活中的位置出发进行研究。英国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研究员德尔•戈登写的Lyndall Gordon, 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 (1984)可视为是这类研究的一个代表。心理传记派的另一类评论家则把重点放在了伍尔夫特殊的精神状态的研究上：她如何忿忿生长于书香之家，却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如何因幼年遭受性骚扰而终生性冷淡；如何因少女时期至亲的接连死亡而数度精神崩溃；如何会有同性恋倾向。罗杰•普尔的Roger Pool ：The Unknown Virginia Woolf （1978）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特例。虽然该书对伍尔夫幼年多次受到两位同母异父哥哥伤害事实的揭示，让人颇为震惊，但作者并不像普遍的观点那样认为伍尔夫的精神有所失常，反而认为其实是早年的不幸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提供给了伍尔夫更深入地认识生活的睿智，更决绝地与悲痛抗争的决心，她作品的魅力正在于它们真实地表现了生活中固有的不幸和生活中多种矛盾之间的斗争。心理分析学在与伍尔夫研究的结合下，也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出现，Elizabeth Abel, Virginia Woolf and the Fi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1989)，一文中阿贝尔聚焦伍尔夫作品中的重复和中断的意义，分析她的作品所呈现的性别和心理发展，以及身份认同及其形成等，她的研究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母女情节和母亲身份认同的中心命题。在审美批评学派这里，伍尔夫发表的小说最初招致更多的是嘲笑和否定。老一辈的主流作家如班纳特（ Arnold Bennett ）、威尔斯(H. G. Wells)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等，虽然都承认她的文章写得非常清新婉丽，但又认为这种创作方法带有明显的投机取巧的意味，究其实质没有任何价值。尽管如此，福斯特(E. M. Forster)，弗莱(Roger Fry)和法国的莫洛亚(Andre" Maurois )等人对伍尔夫却有比较合理的评价。福斯特早在1926年就对伍尔夫作品做了相关的研究概述，并认为她属于印象主义流派，是位文笔优美，富有诗意的作家。另外对伍尔夫意识流创作手法的探讨和评价在这类研究的后期发展中成了主流研究方向。在西方，由于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是一门很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因此，在 1965-1969 年这五年之内，英美研究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的专著和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 50 多种，而在 1970-1972 年中，英美出版的关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研究专著竟然有一百多种。目前许多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都已成立了伍尔夫研究学会，这无疑更加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伍尔夫研究的蓬勃发展。我国对伍尔夫的译介和评论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伍尔夫在中国的接受主要有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条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们通过翻译和评论向国人介绍伍尔夫，如叶公超、王佐良、瞿世镜、伍厚恺、李小江等人都是这类学者的代表；另一条是作家通过创作模仿、接受并传播其影响。这一模式早在 20 世纪 20、 30 年代有过直接的西欧留洋经历的现代作家如徐志摩、凌叔华、萧乾等人的创作中就已出现。对伍尔夫思想和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伍尔夫创作实践研究和伍尔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瞿世镜是新时期最早、最系统地对伍尔夫的小说理论进行介绍和评述的学者。他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对伍尔夫的创作的分期，各种意识流方法的差异，不同种类艺术之间的相互渗透，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以及在形式背后的深层结构，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既有微观分析，也有宏观考察，为国内 1980 年代伍尔夫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另外殷企平在《英国小说批评史》中也对伍尔夫的小说理论进行了专章论述，并提出“生活决定论”是伍尔夫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核心。而对伍尔夫小说创作实践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对伍尔夫的意识流创作手法的考察和分析上。瞿世镜1987 年在《伍尔夫•意识流•综合艺术》一文中不仅全面论述了伍尔夫的创作特色，而且突出了伍尔夫创作实践中的独创性和综合性，对推进国内伍尔夫研究有开山之石的作用。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批评和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受西方伍尔夫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热潮的影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下旬到本世纪初，国内伍尔夫女性主义批评也日渐升温。我国学界对伍尔夫的女性立场的研究主要是从解读她的思想和写作观两个方面展开的。伍厚恺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1999）对伍尔夫的生平、著作、思想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究，其中第五章《女性的声音》专门讨论他对伍尔夫女性思想的理解和诠释，重点考察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作品《奥兰多》、《房间》和《三枚金币》，对它进行了溯源，并对伍尔夫作品中包含的性别差异思想、雌雄同体概念、女同性恋观点以及伍尔夫的历史观、妇女写作观等都进行了评价，给人以许多启发。从以上我们对国外、国内伍尔夫研究方向和成果的总结来看，一个世纪以来，伍尔夫研究的确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但仔细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伍尔夫研究目前仍存在着很大的可供拓展的空间。尤其是伍尔夫作为一名对现代小说的框定与捍卫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作家，她在叙事领域的开拓和她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艺术形式至今仍少有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伍尔夫整体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缺憾。因此本人希望从伍尔夫女性主义观念及其小说美学的结合点入手，探索其源头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第一章：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
1.1 伍尔夫的性别观念的形成
伍尔夫性别观念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可以说是她一生当中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三个因素尤为重要：一是她的生活背景与成长历程，亲人、朋友对她的影响很大，而她自身作为女性的生活经历也给她带来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二是时代环境的变迁以及女性主义思潮带给她的影响；三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于她的浸润。1.1.1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成长1882年，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伦敦，原名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伍尔夫是结婚后她所冠上的丈夫的姓氏。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原配夫人是小说大师萨克雷的女儿，弗吉尼亚是他与继室所生。弗吉尼亚的教父是美国驻英国的大使，也是一位出生于文学世家的诗人。可以说弗吉尼亚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这样的家庭给了弗吉尼亚最初的文学启蒙，父亲给了她机敏的洞察力、写作的才能和能言善辩并且喜爱交游的性格，母亲又给了她美丽隽永的容貌和热爱幻想，情感丰富的特征。作为一个女性，她并不像同时代女性那样受到诸多的限制，反而可以自由阅读父亲浩瀚的藏书，并且徜徉在伦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书海中。从小她就热衷于写作，甚至与她的兄弟姐妹们在家庭里创办了一份小小的家庭刊物：《海德公园门新闻周刊》，刊物中大部分的稿件都出于当时只有9岁的弗吉尼亚之手。弗吉尼亚从小就想当一个作家，每晚就寝前，她会讲自己编的故事给兄弟姐妹们听，这方面的才能，在她成年后，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